為什麽英國政府在重整軍備上的行動如此遲緩？這與“10年規則”的影響密不可分。時任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在給妹妹的信中提及：“斯坦利·鮑德溫忘記或是不願意提到花費很長的時間去調查國防缺陷並且起草一個新的計劃，相應這些都必須再審查和修訂（大部分是通過我）。不用核實我就能記起，這幾乎花了1934年一整年時間，而且直到1935年我們才明白我們要做些什麽。”[48]英國學者威廉·詹寧斯指出：“因為英國不願意重整軍備，也不認為有必要重整軍備”。[49]
“10年規則”是1919—1933年英國軍事戰略的指導性原則，是“一戰”後英國政府麵臨財政的窘境作出的抉擇。對於“10年規則”，從一開始國防部門內部就有不同的聲音存在。此後的幾年裏，不斷有人在年度的國防政策形勢評估時針對這一規則而提出警告，隻不過這些聲音是極少數而已，沒能影響讚成延續“10年規則”的主流。盡管“10年之內不會發生重大戰爭”的指導思想不是絕對不可變更的教條，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經濟一直處在低迷狀態，1929年又適逢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政府和公眾都把視野主要放在國內，重點應對國內的失業等社會問題。
此外，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華盛頓會議、洛迦諾會議、倫敦海軍會議和國際裁軍大會都體現出英國政府和公眾對和平充滿了樂觀主義。英國學者斯蒂芬·羅斯基爾指出：“來自財政部持續且強大的壓力，與‘洛迦諾精神’和主張裁軍的院外集團的宣傳結合在了一起。”[50]另一位英國學者邁克爾·霍華德同樣指出：“公眾輿論懷著恐懼看待另一場戰爭的前景，並且發現他們很容易相信重整軍備更可能會加速而不是避免戰爭。工黨和自由黨繼續對‘集體安全’抱有信心，他們認為這使得重整軍備是不必要的。保守黨盡管支持重整軍備，但主張一種‘不卷入大陸紛爭’的政策，這使得製定適當的國防政策以及發展維持該政策的軍備幾乎同樣是十分困難的。”[51]而在20世紀30年代擔任過陸軍大臣、外交大臣等不同內閣職務，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駐美大使的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在其回憶錄中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