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潮盛行，“與盟國共同作戰”計劃演練正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中進行的，所以它不可能以美國軍方正式戰略計劃的形式出現。美國軍事學者雷·克萊因指出：“國家的軍事參謀人員對聯盟戰爭表現出相當的謹慎，也許隻設想有臨時的盟國。”[65]雖然隻是作為軍事院校計劃科目的演練，但陸軍軍事學院與陸軍總參謀部密切的聯係使這些計劃演練對正式的戰略計劃製訂無疑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借鑒作用。
在後來的“彩虹”係列計劃中，可以看到“與盟國共同作戰”計劃的身影，如1936年、1937年的計劃和1940年的“彩虹X”計劃與正式的“彩虹”計劃5十分相似。更可貴的是，相對於同時期的“橙色”計劃，“與盟國共同作戰”計劃是從聯盟對聯盟戰爭的角度出發，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將戰爭計劃與當時國際政治形勢緊密結合起來，體現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經典論斷。[66]計劃演練也預見了後來發生的許多真實事件，如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侵略犧牲品、法國的“虛假戰爭”、美英驅逐艦換基地、戰後不徹底削弱日本等等。
因此，1934—1940年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的“與盟國共同作戰”計劃演練，對美國正式戰略計劃製訂所起到的影響不應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