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戰前英國的軍事戰略
自英王威廉三世之後，英國一直遵循“大陸均衡”的歐陸戰略，即在權衡歐洲大陸的情勢後，站在力量較弱或受威脅較大的一方，維持歐陸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具體策略首先是依靠一支足以控製英吉利海峽的強大海軍，抵禦大陸強國的入侵；其次是阻止敵對國家控製低地國家（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及其沿海港口。為此，英國願意加入任何反對歐洲霸權國家的行列。曆史上英國與法國、德國（普魯士）、奧地利、俄國這幾個大陸強國分分合合，目的就是要維護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
英國在歐洲采取勢力均衡政策，是其地緣政治戰略的現實需要。地理位置對其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有著深遠的影響。如果整個歐洲大陸被一個國家控製，作為大陸邊緣的島國，英國的生存與安全必然受到威脅。因此，這種政策傳統決定了英國政府在和平時期不願意針對某個特定國家製訂戰爭計劃，而是在確切的危險臨近時再有針對性地出台相應的作戰方案，用以指導將要發生的戰爭。1924年英帝國總參謀長卡萬伯爵（Earl of Cavan）的一番話表達了這一政策傳統。他說：“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沒必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去精心編纂針對假想敵的戰爭計劃，以此來證明我們的存在。”[1]另外，正如英國曆史學家A·J·P·泰勒所總結的，英國人“決不在多少還不確定的未來承諾任何事情，而是等待事件發生時再決定采取什麽方針”[2]。
在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同時，英國付出了國力衰落的代價，主要表現在經濟和海軍優勢地位遭到削弱。整個帝國因戰爭死亡近100萬人，150萬人受重傷，商船損失了40%。英國戰爭費用為90億英鎊，欠債13.4億英鎊，是戰前債務的14倍多。戰爭導致工業生產混亂，出口銳減；在複員的壓力下，兩次大戰之間的失業人數一直居高不下，從沒有低於100萬，國家一度麵臨俄國式革命的危險；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逐漸被紐約所取代。[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社會出現了普遍厭惡戰爭的和平主義浪潮，“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很大部分精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有政界和統治階層）已轉而確信大戰沒有勝利者，所有參戰國都失敗了”[4]。曾擔任財政大臣和首相職務的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聲稱：“戰爭，什麽也贏得不了，什麽也醫治不了，什麽也結束不了……戰爭中沒有贏家，都是輸者。”[5]更有甚者，“反戰的反作用力量使20年代一切軍備計劃都成了可笑的事，而且在30年代末期仍然阻礙全麵重整軍備”[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