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從1934年2月國防需要委員會第1份報告首次提及“大陸義務”，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個月“大陸義務”被英國政府正式接受，漫長的過程可以體現出這背後的阻力和曲折。
首相張伯倫對於英國承擔“大陸義務”是極其勉強的。他在家信中曾表示：“我相信隻要外交部多加重視，重整軍備與同德意搞好關係的雙重政策能夠使我們安全度過危險時期。”[363]張伯倫的觀點代表了當時英國社會大多數公眾的心理，他們不願意再次陷入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線戰場那樣殘酷的塹壕戰。當時英國社會普遍認為，陸軍的領導者應該為西線發生的恐怖殺戮負責。[364]
英國學者邁克爾·霍華德評價道：“三軍參謀長是支持《慕尼黑協定》的第三集團的頭腦，他們認為英國國力過於虛弱，難以進行戰鬥”，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像1902—1907年那樣通過外交手段使國家避免陷入一場超出自身能力的戰爭，“但是，自1904年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改變。英國的潛在敵人現在不包括願意以殖民擴張為代價換取歐洲安全的法國，或者是被國內革命和對外失利所撕裂的俄羅斯帝國……其次，本土防禦和帝國防禦的雙重義務現在看上去顯然是如此地壓倒一切，以至於難以有多餘的力量去完成英國國防政策的第3個傳統目標，這個目標即使沒有被徹底遺忘，現在也被視作是完全過時，即維持歐洲的勢力均衡”。[365]
另一方麵，即使正式接受了“大陸義務”，英國計劃中的遠征軍無論從規模還是裝備和後備力量來看，也是遠遠不夠的。英國官方軍史學家諾曼·吉布斯指出，英方在英法參謀會談中提出的上述新計劃，受到了整體補給狀況的製約，在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裝備方麵存在諸多缺陷。[366]陸軍在英國的3個軍種中一直是最不受重視的。曆史學家梅德利科特指出：“陸軍最苦，因為在1938年以前，理論上一直認為，陸軍的目的僅限於在歐洲擊退或防止敵人的入侵，以及在歐洲以外的防禦性行動，超出這個限度均構成為侵略戰爭作準備的行動。”[367]保羅·肯尼迪則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部分年頭裏，英國陸軍又回複到維多利亞時代所起的作用：視俄國對印度的威脅為嚴重的戰略威脅（盡管這種威脅比較抽象），日常的軍事活動是使當地居民保持安定。”[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