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三叉戟”會議的報告（“C.C.S.242/6”），此次“四分儀”會議的報告（“C.C.S.319/5”）在總體目標和進行戰爭的總體戰略構想兩部分沒有改動；支撐總體戰略構想的基本任務部分增加了關於土耳其站在盟國一方主動或被動參戰方麵的考慮；執行總體戰略構想部分變動較大。主要如下：
在歐洲戰場，除繼續潛艇戰、戰略轟炸和考慮占領亞速爾群島外，重申從法國進入歐洲大陸的“霸王”作戰行動開始日期為1944年5月1日，“霸王”行動和地中海作戰行動之間的資源分配，以確保前者為主，如果“霸王”行動無法實施，則考慮執行“朱庇特”計劃作為替代方案。
在地中海戰場，迫使意大利退出戰爭，盟軍盡可能地向北挺進，占領撒丁島和科西嘉島，充分利用意大利的空軍基地，對德軍施加壓力以形成有利於實施“霸王”行動的態勢，從而使包括自由法國軍隊在內的盟軍最終能夠進入法國南部（行動代號“鐵砧”，Anvil）；巴爾幹地區的行動隻限於向該地區的遊擊隊提供物資供應、小規模的突擊隊行動以及對戰略目標進行空襲；確保地中海航線的安全。[109]
“四分儀”會議取得的成果是在“三叉戟”會議成果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不但正式確定了1944年5月從法國返回歐洲大陸的“霸王”作戰行動，並享有優先地位，而且太平洋和遠東戰場的行動計劃占了相當的比重（見下文），也更加明確具體，並且提到了在德國投降之後12個月內打敗日本的目標。這些都是最能夠體現美方軍事戰略觀點的政策決定。另一方麵，英方的主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顧及，如迫使意大利退出戰爭以及丘吉爾情有獨鍾的“朱庇特”作戰行動等。
總的來說，在戰略決策上，美方相對於英方的主導地位在進一步上升。英國學者羅納德·盧因指出：“在1943年秋，事情的發展正改變丘吉爾的角色……他倡導並強加他個人戰略思想的日子結束了，美國人的主導地位和俄國人不斷增長的信心作為主要因素保持不變，直至戰爭結束。”[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