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成為了英國海軍的假想敵。1919年年初，英國海軍確定了它的太平洋戰略：如果對日本采取進攻姿態，遠東艦隊至少要強過日本海軍50%，並需要大量的巡洋艦和驅逐艦為運輸護航。如果采取防禦姿態（最可能的情況），新加坡由於離日本較遠，將成為主要基地；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要麽淪陷，要麽遭受長期圍困。主力艦隊從本土到達新加坡估計為38天，到達香港則再需10天。與此同時，在上海的艦隊將撤至公海，力圖襲擾日本的海上運輸，潛艇和某些艦隻留在香港伺機對附近的日軍發動攻勢，遠東艦隊大部在本土主力艦隊到達之前將留守新加坡。[134]
盡管新加坡基地要滿足戰時需要仍需大量的建設投入，香港事實上毫無防禦，但在德國再度崛起之前，海軍部認為“一強標準”是能夠應付遠東局勢的。因為歐洲另一海軍大國法國，在1934年國防需要委員會的第1份報告中明確不把它當作敵國，還可能是未來的盟國。[135]
然而，1931—1932年的遠東危機和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使英國海軍部意識到，如果要同時應對遠東和歐洲危局，“一強標準”的海軍力量是完全不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依靠“英日同盟”維護其在遠東的利益，但現在日本不再是盟友，在遠東有重要利益的另一海軍強國美國則無法預料。內維爾·張伯倫在1934年指出：“到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明白，美國不會向我們作出使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任何行動承諾，除非夏威夷或火奴魯魯遭到攻擊。它會給我們許多善意的保證，特別是如果我們承諾不惜一戰，但要求它作出貢獻的時候，它必然會以國會作為擋箭牌。”[136]
英國唯一可指望的主要盟國是法國，但“它也遭受經濟危機的震動，無意參與西歐以外的行動”[137]；另外，英國三軍參謀長存在不願意同法國合作的傾向，“他們認為，同法國製訂關於聯合行動以對付德國的密切合作的軍事計劃，不論看來多麽合乎道理，其重要性也比不上這種聯合行動將會使我們陷入本想避免的那種局麵的嚴重危險，即德國難以消釋的疑忌和敵視態度”[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