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拉姆斯與布魯克納交響曲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極其重要，然而常被忽視，其實這就是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的氣質與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精神的細微差別。
從瓦格納、布魯克納直到馬勒，都一輩子沒有從初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震撼中恢複過來。很少音樂家能成為例外，但勃拉姆斯仿佛確實是這麽一個例外。他肯定感覺到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對整個古典世界的宣判，因此，勃拉姆斯交響曲同貝多芬交響曲的精神聯係，更多地存在於《田園交響曲》之中，他像貝多芬一樣，在自然之中尋求靈魂寧靜。我曾經討論過《田園交響曲》中的自然，並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自然，而是哲學意義上的自然。從自然之中尋求庇護，是浪漫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自然的那種神秘、親密、溫存的力量，在貝多芬《田園交響曲》中得到了完美的闡述——自然處於善惡的彼岸，承受我們的生與死，永遠不會拒絕我們。她永遠在傾聽和撫慰，在收藏苦難與歡樂等我們所能有過的一切。這是勃拉姆斯交響曲的本質，自然在他的交響曲中均勻地呼吸，一個現代人可以在勃拉姆斯這裏找到在我們的城市、電視、網絡和商業世界消失殆盡的自然。勃拉姆斯交響曲的真正力量，就是這種純樸的自然之愛。
但對布魯克納而言絕非如此。因為，無論自然如何和諧，不管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如何深不可測，萬物生長如何美妙，甚至銀河係如何回**著最美妙的旋律，如果沒有人類的感受力，這一切將毫無意義，而這種感受力刹那的覺醒，就是靈魂的創世記。大自然和人類理性一樣，都是被創造、被賦予之物。那種“上帝—宇宙或宇宙—上帝”的造詞法，無論要表達怎麽宏大的敬畏之情，在巴赫和布魯克納的意義上都是不折不扣的褻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鴻蒙開篇，並不是自本身，而是自然的被創製。無論在大自然中發現多少黃金分割或者真善美，大自然仍是被造物，就像人類理性無論產生了多少相對論也不能成為崇拜對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