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岸CD酒吧
F的抱怨如信仰般的慷慨，“到田野上去拉手風琴？你的詩歌現在像大白話一樣好懂”。在聽完了一場爵士樂現場之後，我感到我那“著名的晦澀”得到了懷疑。於是我隻好將那句話改為“用田野去拉手風琴”，暴政般的雪崩並未因之出現在我們之間，我早就失去了在寫作中藏起晦澀的能力，在郵遞員和Ipod之間，我那些平庸的意象反複出現——田野、手風琴、針線包，或者鋼夜鶯，我漫長而無恥地“對田野的偷盜”延續到童年，事物的命名肯定艱難，我的著名的朋友們已經用新的書名夢遊，比如《取道斯德哥爾摩》；是那些被投入了沼澤的羅盤最終在夢中嘲諷了我們，用那些田野的拖拉機去拉手風琴吧——我看見了那些不願意被拍攝的手風琴的葉子，在重型卡車的遲疑中碾過了田野的波浪，當我被命令接著旅行，當我從被照亮的石頭裏取出羅盤，每個傲慢者得到的詞都是有限的，我們或者在分界線上沉默，或者跟著那些乘客如同熱烈的劊子手般前行，從妄想那巨大的絞刑架前取下小提琴。
37天前寫於年龍寺大阿蘭若
那些安靜如燈籠的帳篷，黑色的，在人的心髒和傘之間，明白我的名字，是肮髒的，雨天的。俄國是一個我沒有來得及記下來的Gmail郵箱賬號。
閉關者的發辮，蠟燭並沒有用於剛剛到來的死亡。
我屏住呼吸，有著劊子手們聖者般的熱情。
爵士樂讓你認出了我，像不小心透露出來的秘密聚會的地址，在S或者W的指責中，我不得不到軍用電台的沙沙聲中去收集貝多芬的再也聽不到信仰的“地址”。
詩人，隻有劊子手會原諒他。
我的太陽穴，在接近牆壁和船的時候，已經認不出那些因為背誦你的詩歌而迷路的人。
在繼續讀塔可夫斯基的日記，他再一次寫到日本導演黑澤明被迫使用俄羅斯的膠片來拍攝他的新電影，而不是他所期待的柯達膠片。鄉愁就是這樣被用於意識形態了嗎？如同“真理並不存在”，在日記中，塔可夫斯基反複提到他被巫師預言一生隻能完成7部電影——“還剩下4部沒有去拍攝”，而我們沒有被“預言”能完成幾部顯然是無用於這個世界的詩集，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夠有名，或許因為，真理雖然並不存在，但它還是準備容忍我們來再多完成一部詩集；沒有表達出詞的抽象的“語法恐怖”的葉子和房間，我夢見我自己還是懷著巨大的傲慢，在俄國膠卷和柯達膠卷之間抱怨著——而那16毫米攝像機卻被掛在樹上，那些臉朝上的鐵錨抽出綠芽，我在刺目的太陽光下使用——“大提琴的X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