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名林檎
淩晨4點24分，突然起身重聽一張Portishead樂隊的唱片《啞巴》，直到把她聽成椎名林檎或者六字大明咒，這之中的神秘感有什麽區別嗎？或者，我還必須忍受中國詩人的愚蠢嗎？我已經有一年沒有寫詩歌，但此刻，危險的繆斯女神再次附身，用一張1994年的幻覺主義唱片；腦海裏那燒焦的火棉被擦亮了，我突然記起了兩周前在東岸爵士酒吧看到的一尊我很熟悉的仁波切的法像，哈達燃燒，星鬥躬身大海在陸地用酒來度量護法神的憤怒；那懸掛在東岸吧台牆上的法像，是出於信仰還是迷信，人們依然畏懼於道路，我幾乎脫口而出猶如生鏽的鑄鍾在電影裏的地平線上出現，不是孩子而是鳥將突破鎖鏈而夢到思想，在你的懷抱裏我被顛簸於低聲呼出你的名字的人類的畏懼：在這裏，我想起你的名字，還有被旅館的神夢見的名字，她們給我帶來破碎的鈴鐺般的波浪，“哦，我還沒有開始寫作/請不要用黎明來折磨我……”但是，如果我還和你一樣不知所措，我將永遠寫不出第一行，那一刻有小孩子來向我問路，哈達如熾烈的火焰燃燒，星鬥這被打開的信件如鳥群般寧靜，我還沒有足夠的錢，但我必已回到愛人的身邊。
夢與真理
昨天夢見在荒涼如早晨的一個公園裏，古琴演奏家巫娜回來了（事實是，她肯定於前幾天已經從德國回來了）。她送給我一個水桶，這是什麽意思呢？或者意味著什麽？我現在很少能寫下我的夢，我感到（不是在夢裏），我不認識巫娜，我不認識任何人。我繼續內疚於航海者的黑頭巾，或者，在另一個時刻，一名曾被我采訪過的古琴演奏者會想起我說過的話；她送我的唱片沒有封麵，我也不再期待，當我能重新入睡的時候，荊棘和那些無框風景裏的鳥巢被那無名的人用一個簽名取走。我看到哨兵都背對著我，我亦在大衣裏藏起寒冷的黑鐵皮哨子，等著那虛無的雪暴如刺目的電話鈴聲響起，凱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