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0日晚，上海天氣涼爽，約好到朋友家去聚會，看他們打台球、談音樂、聊生活。我坐在96路公車上，思想在例行放空，行至一半，電子報站器吐出“瑞金醫院到了”六個字突然把我喊醒了。楊立青就是在這裏病逝的。我的思緒一下子又回到音樂上。
是下午得知楊先生逝世。楊先生在我眼裏首先是一個作曲家，就像沃爾夫岡·裏姆、格魯伯或薩利亞赫一樣。樂迷緬懷作曲家的方式就是找出他的音樂。麵對著一整牆的大黃標、小紅標、藍紅標和各色各國唱片，我甚至翻出了阿爾貝尼斯寫的歌劇，卻竟然連一張他的音樂也找不出。我想這是98%的中國現代作曲家共同麵臨的窘境，他們的音樂更多以長白山音像、旅遊聲像、山西音像、北光音像、內蒙古音像、廣西民族音像、齊魯音像出版的VCD鬧哄哄、亂糟糟地在二線城市的某個超市的角落裏積灰，或者以MP3的形式在音樂人的QQ之間廉價地飛來飛去。
就像在美國國土安全局的定義裏“潛在的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音樂無法廣為流傳開來的作曲家等於沒有音樂的作曲家，和“不會生養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的傳統觀點是一個意思。這也是一個產業鏈的悲哀。唱片界的長期不舉、媒體的弱智無能、大眾的審美白癡，也有作曲界的自命不凡，造就了一代學術界的作曲家、學院派的啟蒙家、學生心中的教授、係主任口中的院長。他在不同人的眼光裏排列出不同形狀，就像三十六變的哪吒一樣。在老師眼裏他意味著加薪，在畢業生眼裏他意味著飯碗，在學生眼裏他意味著不掛科，在同行眼裏他意味著少產。在我眼裏他就是作曲家，雖然我隻現場聽過他的兩部作品，而且還是工作需要：《引子，吟腔與快板》和《木卡姆印象》，讓我留有印象但不會反複聆聽的音樂。我不知道楊立青在大眾眼裏意味著什麽，因為我無法代表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