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在耶魯和哈佛的演講（汪曾祺）
語言的內容性
語言的文化性
語言的暗示性
語言的流動性
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隻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最初提到這個問題的是聞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寫過一篇《莊子》，說他的文字（即語言）已經不隻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本身即目的（大意）。我認為這是說得很對的。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樣，可以剝下來，扔掉。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往往有這樣的說法：這篇小說寫得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們不能說這首曲子不錯，就是旋律和節奏差一點；這張畫畫得不錯，就是色彩和線條差一點。我們也不能說：這篇小說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使讀者受到感染，小說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說的語言。小說的語言是浸透了內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們有時看一篇小說，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為語言太粗糙。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
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麵是有文化的。胡適提出“白話文”，提出“八不主義”[1]。他的“八不”都是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沒有積極的東西，“要”怎樣。他忽略了一種東西：語言的藝術性。結果，他的“白話文”成了“大白話”。他的詩：
兩個黃蝴蝶，
雙雙飛上天……
實在是一種沒有文化的語言。相反的，魯迅，雖然說過要上下四方尋找一種最黑最黑的咒語，來咒罵反對白話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書的後記裏寫的“時大夜彌天、碧月澄照、饕蚊遙歎，餘在廣州”[2]就很難說這是白話文。我們的語言都是繼承了前人，在前人語言的基礎上演變、脫化出來的。很難找到一種語言，是前人完全沒有講過的。那樣就會成為一種很奇怪的，別人無法懂得的語言。古人說“無一字無來曆”，是有道理的，語言是一種文化積澱。語言的文化積澱越是深厚，語言的含蘊就越豐富。比如，毛澤東寫給柳亞子[3]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