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是指對直接觀察或仔細記錄的事件和情景做真實而詳細的敘述的文學作品，通常兼具文學和新聞兩種文體的特點，依據其內容的側重，包括問題報告文學、史傳報告文學、生態報告文學等。“如果從題材和內容上看，報告文學創作大體上可以劃分為記事、寫人和作史、立傳等四大類型，相應地就包括了事件紀實（含災難紀實、重大工程紀實）、人物紀傳和史誌史錄等。而如果從作品主題上劃分，報告文學大致有這樣一些類型：呼應時代、及時反映新近發生重大社會事件的現實報告，民生報告、社會問題報告，曆史紀實，人物傳記等。”[5]目前，報告文學的理論研究遠不如其創作實踐的程度，對報告文學的文體起源、學理內涵、文本特點等方麵尚未達成理論層麵上的一致。
首先，關於報告文學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種說法。第一種觀點認為報告文學起源於我們自身的文學傳統，古已有之，即報告文學的發生遠遠早於這一文體名稱的出現。“隻要我們考察一下我們的文學傳統，就可發現，早已有這樣一種體裁流傳下來。……比如《史記》……我們就可看到司馬遷是怎樣創造了把高度的藝術描寫和深刻的評論結合起來的特寫文學。”[6]還有學者認為《史記》“是中國古代非虛構紀實文學（報告文學）的代表”[7]。的確，我們可以在《左傳》《史記》等古代作品中發現報告文學的影子，但這些作品的總體特征尚未完全符合報告文學的文體內涵，而是在某些敘事層麵上與報告文學有一定相似之處。第二種觀點認為報告文學起源於近代，支持者有章羅生、丁曉原、王暉等學者。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多將報告文學的發生和發展與近代工業的出現聯係在一起，“報告文學……始終是近代的工業社會的產物。”[8]這一觀點尤其注重物質文明的發展對某一種文體產生的重要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文體的產生與發展還有文體自身內部的因素，這樣才比較完備。第三種觀點為“五四”文學說。秉持這一觀點的周而複認為“五四”期間刊登的作品，如《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可以說是中國報告文學的濫觴”[9]。第四種為20世紀30年代說。這一觀點下的報告文學有明顯的“拿來主義”特征。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這一名稱在20世紀30年代由左聯作家引入中國並大力提倡：“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成為最終在30年代形成中國第一次真正文體自覺意識上的報告文學熱潮的最主要的原因。”[10]同時，這一時期報告文學理論作品的大量集中譯介為報告文學的實踐提供了理論上的方向與指導，例如，川口浩的《報告文學論》（沈端先譯）、巴克的《基希及其報告文學》（張元鬆譯）以及基希的《危險的文學樣式》（胡風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