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文論在本質論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這就是語言轉向。根本上來說，它是現代哲學的轉變在文學理論領域的一種反映。
文學理論中的語言轉向可以分為兩條路線，一條是現象學路線，另一條是語言學路線。前者以海德格爾為主要代表，包括伽達默爾、英加登以及姚斯、伊瑟爾等。海德格爾將語言從工具論提升到了本體論乃至存在論的高度，將其視為“存在的家園”。不過他所謂的“存在”（being）並不是實體之在，而是意義之在，表示的是主語和係詞之間的意義關係，因此，存在隻能在語言表達關係中確立起自身。海德格爾甚至認為語言的發生乃“存在之天命”。但他又感到資本主義日常的墮落的語言已經不能承擔起這種天職，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詩性語言。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表達了他的詩論。他認為本真的藝術是詩，而詩的語言即本質性的語言，存在借此確立，並展開原初的意義化活動。因此詩人並沒有言說的權利，他隻能回應存在，看護世界和大地的衝突。可見，在詩性語言中，本質上“不是人在說話，而是話在說人”。現象學的其他代表人物沿著這條路線都有各自的理論進展。他們基本上都轉向了不同程度的語義學，並根據現象學的意向性理論對文學本質的發問方式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從“文學是什麽？”變成了“文學如何存在？”這一點海德格爾已經有所觸及，但後者尤其接受美學走得更遠，它認為脫離作者之後的文學文本已經跟作者沒有任何關係，變成了未完成、具有很多未定點的意向客體，隻有讀者將文本中空缺的意義圖式“具體化”，才能最終完成作品的存在。這就將讀者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決定性的位置上來。
語言學路線可以追溯到維特根斯坦，此後經由俄國形式主義到新批評，再到符號學和結構主義乃至於後結構主義。這條路線真正發現了“文學性”的最基本內核，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