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的風格既然是在傳統中不斷突創和改進的產物，它就必然並非孤立地存在，因此它要受到多種因素製約，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第一，主觀因素。主觀因素是形成文學風格的內在原因，也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論述完情理外現於作品“因內符外”而形成文學風格之後，繼續指出：“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劉勰這裏講到了形成文學風格的四種主觀因素，即“才”“氣”“學”“習”，並說：“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誌，誌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可見，其中才情、血氣來自先天因素，學問和習慣來自後天的培養，這兩者結合共同鍛造了作家的個性風格和文學風格。劉勰對此還做出了詳細的例證：
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誌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這些例證都說明了作家個性與文學風格的統一，劉勰稱之為“各師成心，其異如麵”，葉燮稱之為“胸襟—麵目”。總之，正是各種主觀因素才決定了一個作家的外在風格。
第二，形式表達因素。在文論史上，有些研究者並不認為主觀因素可以直接顯現一個作家的精神氣質，它同時還要受到語言、形式、技巧等因素的製約。比如，關於文體對風格的影響，曹丕曾經做過這樣的論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典論·論文》）關於語言對於風格的影響，朗基努斯在《論崇高》一書中將影響崇高的因素分為五種，其中有兩種即“修辭格的妥當運用”和“高尚的文辭”都涉及語言問題，事實上他所謂的“崇高”就是指語言風格的崇高。關於表達技巧，賀拉斯曾經說過：“假如你選擇的事件是在能力範圍內的，自然就會文辭流暢，條理分明。”[6]看來，選擇一個自己熟悉的表達主題，也是作家的風格能否被貫徹的關鍵。此外，文學風格還受到作品的人物性格、形象塑造以及敘事環境等因素的製約，跟具體的文學流派之間關係尤其密切。可見形式表達因素也是形成作品風格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