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不僅與其他的語言形式存在重要的差異，它在語言和意義之間的關係上也具有自身的特點，把握住這些特點是進一步理解文學語言的重要環節。
對於文學語言和意義的關係，我們主要關注三個問題：第一，文學語言能不能充分表達它的意義？第二，原因何在？第三，意義如何盡可能地被充分表達？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陸機在《文賦》中開篇即說：“餘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也說過類似的話：“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裏。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陸機的“物”“意”“文”和劉勰的“思”“意”“言”表達的是文學創作的同一個過程：從事物或對其構想，到形成主觀意向，再具體落實到文本意義。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逐步衰變、很難讓人滿意的過程，即文學語言根本不能充分表達作者的意圖。其實這一點不光是文學，在哲學層麵上尤然。老子的《道德經》中第一句話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也說過：“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莊子·秋水篇》）《周易》中的話盡人皆知：“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係辭上》）孟子也說過：“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西方哲學對語言的懷疑更是根深蒂固的。先不說懷疑派的過激言論，維特根斯坦指出哲學上的爭論都是來自語言本身的含混，因此他呼籲不能言說的部分必須保持沉默；海德格爾不信任哲學語言，在其創作前期，他寧願將日常語言加以改造重新賦予新義，借以表達他對存在的理解；後結構主義更是發現，意義隻能在語言的延異遊戲中被無限延宕，它不可能被最終錨定，就像永遠等不到的“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