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西學的傳播，最初是從聲光化電即自然科學肇端，而後才浸至社會科學的介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的西方社會科學中，社會學理論最引人注目。所以，很自然，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吸納便構成了國粹派新知係統的另一重要內容。
社會學傳入中國，始於甲午戰爭前後；而它產生廣泛的影響，卻要晚到20世紀初年。這與其時有一係列徑直以“社會學”標名的西方社會學著作的相繼翻譯出版直接相關：1902年，章太炎翻譯出版了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1903年嚴複譯完斯賓塞《社會學研究》全書，定名《群學肄言》出版；同年，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也由馬君武譯出一部分出版。美人吉丁斯著《社會學原理》的提綱《社會化理論》，則由吳建常譯出，取名《社會學提綱》出版；1904年，嚴複翻譯出版了甄克思的《社會通詮》。
國粹派對西方社會學十分重視。由上述可以看出，在1902年至1904年間翻譯出版的僅有的五種成本的社會學著作中，就有兩種是出自國粹派之手。其中章太炎譯的《社會學》又是中國翻譯西方社會學成本著作最早的一種。章太炎很早就對人類學、社會學抱有濃厚的興趣。還在詁經精舍受業期間，他就已讀過《原始人文》、《民教學序論》、《天然民族之人類學》等多種西人有關論著。1895年，他又與曾廣銓合譯了《斯賓塞爾文集》，在同年的《昌言報》第1至第8冊上連載。甚至後來因“蘇報案”入獄，在獄中也仍時常與鄒容研究社會學。[1]鄧實1904年在《政藝通報》上連載《法群》、《雞鳴風雨樓民書》等長文，自謂：“著者是時方治群學諸書，而於政治之原理有所冥悟，故其言之曲盡而密至，理深而文明也。”[2]可見，他對自己的社會學知識頗自負。柳亞子崇拜斯賓塞為“聖人”，曾有“少誦斯賓塞爾篇”的詩句[3]。自然也是熱衷社會學的。在國粹派中，劉師培是繼章太炎之後研究社會學較比更有心得的人。他對自己也估計甚高：“予於社會學研究最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