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2]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餘準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德·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多·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3]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耳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麽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麵躺在小鐵**。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鍾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征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裏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德·馬登，隻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鳴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麽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裏？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隻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裏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仿佛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裏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隻美國掛表，鎳製表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支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裏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鍾，我的計劃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