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一、自然主義
在19世紀中後期，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領域所取得的重大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為標誌，自然科學的發展獲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人類對自然的控製能力迅速增長，科學也因此逐漸在公眾中形成一種壓倒一切的影響。這不但帶來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而且也使西方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而科學則在這種變革中迅速提升了自身在社會—文化係統中的地位。科學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人們可以從這一時期大量湧現的各種專業期刊、專業學會組織以及科學會議中得到直觀的說明；而科學對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影響，人們隻需從大學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從牧師到學監”的革命中便可領略一斑。這一首先發生在牛津和劍橋的大學教育世俗化與科學化同步展開的革命，絕不僅僅是大學運轉方式或管理模式的變化，而更意味著從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到教育目的、教育原理的全麵革命，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由此誕生。此前，科學在大學中幾乎沒有什麽地位，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為英國國教培養教士；現在，大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世俗事業提供人才，因此課程設置大大拓寬了，越來越多的科學科目進入了課堂，並由此開始迅速成為大學教育的中心內容。類似的情況在歐洲其他大學也幾乎同時出現，1866年，巴黎大學在激進的變革中甚至一度解散了神學院。
現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其向傳統人文文化領域卓有成效的滲透式推進，乃是19世紀中後期西方文化展開過程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在地質學領域，查爾斯·萊爾（1797—1875）等人證明了地球經曆過億萬年演變的事實，駁斥了基督教關於地球隻有幾千年曆史的觀點；在考古學領域，歐洲學者於1858年發現了古代文明留下的工具，將300年來的考古零星發現以及人們對人類遠古曆史所做的思考推向了**；在生物學領域，在拉馬克（1744—1829）等人大量工作的基礎上，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1882）的《物種起源》（1859）和《人類的由來》（1871）等著作所提出的進化論思想更是直接向聖經中上帝造人的觀念發起了挑戰；愛德華·泰勒（1832—1917）的《人類早期曆史之研究》（1867）、《原始文化》（1871）等早期人類學經典著作的發表標誌著人類學這一新興學科的迅速成熟；而經過從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到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等人的努力，社會學理論的影響則以更快的速度擴展開來……19世紀中後期，幾條不同的科學探尋和思索的路線，正逐步交會於一點，這一相交點將大大改變人對自己的態度，同時也改變人對自己在自然中所處地位的看法。種種事實表明，基督教世界觀在19世紀中後期麵臨著來自科學的越來越嚴峻的衝擊，這種衝擊無論是從理論層麵還是從實踐層麵來看，都要比前兩個世紀啟蒙思想家的純哲學挑戰來得更火力十足，更難以招架。西方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正是在傳統基督教文化體係遭遇科學挑戰的曆史語境中發生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科學主義的文化取向成了現代西方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