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紀，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憲政的確立，使革命後的英國迅速發展成為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國家。
同一時期的法國，雖然資產階級也差不多成長到了與封建貴族勢均力敵的程度，但它卻是一個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16世紀末，亨利四世開始了中央集權的嚐試，中經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當政時，王權達到鼎盛；“太陽王”集政治、經濟、軍事大權於一身，開啟了法蘭西封建社會史上的黃金時代。在17世紀的曆史條件下，專製王權是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保證，而國家的統一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審時度勢，鼓勵工商業的發展和對外拓殖，促進了國家的強盛以及政治的穩定；繁華的巴黎更是成為這個世紀歐洲文化藝術的中心。但其他國家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由於商道轉移和戰亂等原因，意大利、西班牙諸國經濟發展緩慢，喪失了文藝複興時期曾擁有的先進地位。
在文化上，笛卡兒（1596—1650）、斯賓諾莎（1632—1677）、萊布尼茲（1646—1716）、牛頓（1643—1727）等文化巨人的出現，表征著現代西方哲學與科學的輝煌在17世紀已初見端倪。他們關於宇宙、社會、人之新理論的共同點在於推崇理性；而其科學成果也激發了普通人對理性的熱情，強化了人們看待世界和自身的理性意識。笛卡兒唯理主義哲學的出現，標誌著理性作為17世紀的時代精神得以確立。在理性與情感的關係上，古典主義強調二者的對立，並要求以“理”馭“情”。笛卡兒在《論**》（1649）中曾明確宣揚理性對情感的約束和指導作用。機智與練達備受推崇，感性與**則飽受詰難。一切都要在理性至尊的天平上稱量一番，這一方麵解構了盲目、盲從的信仰，動搖了中世紀神學的思維方法和教會的權威，但同時也陷入了機械決定論的泥淖，構成了對人性、人文的扭曲。顯然，此種唯理主義的時代精神，絕非適宜藝術大繁榮大發展的文化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