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在保持和構架現代社會的文化認同中發揮了工具作用，在建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保護措施上，扮演了國際角色。它還導向了一種值得關注的研究，即一國民俗學的學說。
一國民俗學，指把目標放在本國範圍內，搜集本國的民俗資料，做本國的民俗研究。它提倡民族文化認同體係，爭取自我文化發展的機會，呼籲從人類共有的人文精神上，建設和平文化的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全球化語境迅速擴大的背景下，它的氣候和它的生長都有進勢。這一學說產生的背景比較複雜，有以排斥西方強國文明為由的，有抵製文化霸權的，有反對全球經濟一體化蔓延的，有批評現代社會一元化模式論的；但不管怎樣，它都是在呼籲發展民俗學，研究文化多樣性與民俗事象的關係及其對於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和意義。
一、日本的一國民俗學
在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首先開始了一國民俗學的研究。柳田國男在個人生涯中，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外來影響的入侵有切膚之痛。他在瑞士出任過國際聯盟委員，遊曆過歐陸國家，對西方文明也有親身的領略。他經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改革，了解美軍占領日本領土的事實，清楚日本的對外殖民史。在這種環境中，他創立了日本的民俗學，懷有一種對日本社會急劇變遷的危機感、訴說欲和憂患心態。
柳田國男的民俗學主張內向而不張揚。他試圖通過考察無文字記錄的民俗，構建日本文化在內部獨立發生、成長和變異的曆史，證明日本文化與歐美文明一樣，都具有可以被廣為敘述的價值。他的名著《蝸牛考》《民間傳承論》《鄉土生活研究法》等，演繹了他的這一套思想。他發明了“方言周圈論”和“重出立正論”等研究法，具有經驗主義的特點。他的民俗學對現代經濟衝擊下的社會變遷不但不予研究，還流露出低落的失望感。他認為變化不一定是好事，變化不等於曆史的進步[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