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
我和何先生往來50多年，何先生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博學，他是古代史教授，我當時是世界史的助教，年齡差距、資曆差距都很遠。但我很快注意到，何先生在做中國史研究時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就是要和外國的東西比較，比如中世紀寺院經濟研究等。何先生也很快注意到我研究世界史並沒有停留在世界史上，也在讀中國史。這實際上是一個錯位的情況。但何先生這種比較研究的精神一直給我教育，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曆史本來就是一家，中國史、世界史，都是一家，所以如果不做一個通體的思考，恐怕研究起來是比較困難的。所以何先生很多東西，包括林甘泉先生講的情況、何先生的“魏晉封建說”，是與他的中國史、外國史知識關聯在一起的，所以一定得知道。我是知道此點的。何先生《中國古代社會》出版後，他讓我寫書評。我認認真真地寫了書評，我不配談中國史的問題，但談了自己的理解。
何先生給我的第二個啟示是，何先生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他也搞兵製，這是很傳統的方法，也是很微觀的方法。要搞微觀主義，但何先生很早就注意理論，當然也注意馬克思主義。他很早注意過一本書，現在看來無所謂，就是《基督教的基礎》，作者是考茨基。他介紹我看，那是20世紀50年代初，我看過以後覺得還挺有價值的。考茨基身為第二國際的人，他的理論也是有借鑒意義的。所以我覺得何先生在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方麵非常成功。我覺得何先生能取得這麽高的成就，與這點分不開。
我深受何先生影響和啟發，我非常感謝何先生。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