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世榮
何茲全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史學前輩，是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在中國古代史研究方麵有很高的造詣，給後學留下一筆寶貴的史學財富。我讀過何先生的一些著作，很有收獲，但我不是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這方麵不敢多談。我想談的有三點。
第一，何先生為人光明磊落。他的自傳《愛國一書生》，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坦率的陳述，既講“過五關，斬六將”，也講“失荊州”，可謂實錄，堪稱信史。這樣的自傳，有價值，值得讀。寫自傳、回憶錄，就應當像何先生這樣真誠地與讀者交心。
第二，何先生在學術上堅持真理，不做違心之論。他是主張“魏晉封建論”的，始終不曾因“跟風”、“趨時”而改變看法。沒有條件講時，他寧可保持沉默，但絕不曲學阿世。他很尊重他的老師傅斯年，高度評價傅斯年的史學成就。但他仍然對傅斯年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史學即史料學”這個觀點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史料學不等於史學。傅斯年反對疏通，說隻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實自然顯明”。但是，正如何先生所說，傅斯年的一些名篇，如《夷夏東西說》等，如果不把相關的材料加以疏通，又如何能寫出來呢（見發表於《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的文章《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
第三，何先生很有辦事能力，他與另一位很有辦事能力的白壽彝先生合作得很好，在“**”結束後把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辦得有聲有色，成績卓著。白先生為正，何先生為副。白先生有些社會政治工作，如人大常委，非兼不可，因而係內一些日常工作都由何先生處理。何先生有時是“先斬後奏”，有時甚至是“斬而不奏”（這都是二老開玩笑時說的話，我當場聽到的）。無論是“先斬後奏”，還是“斬而不奏”，白先生都欣然受之。隻有出於公心，他們二人才能相處得如此融洽無間。白何二位的合作，堪稱20世紀中國知識界的“房（玄齡）杜（如晦）”，為後學樹立了一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