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蓉
20世紀的中國學術研究領域中，最醒目且最值得討論的，莫過於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1]從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會史論戰”開始起，70年間，社會史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思想界的焦點。與其他學術研究不同的是，社會史的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一個世紀來的重大變遷息息相關，因此，社會史的研究也是中國史學界分歧意見最多、爭論最為激烈因而也最具有活力的領域之一。但無論社會史研究的狀況多麽紛紜複雜，對社會史的理解以及研究的內容、方法多麽不同，研究社會史的學者，都身處20世紀，親身經曆著時代的變遷，濡染著時代的色彩，因此，要理解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史，要理解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者，都必須首先了解這個世紀的學術思想史。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會史論戰，雖然是發生在北伐戰爭的革命**之後，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緊密相連，但若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卻是肇端於梁啟超以來的新史學，因此，社會史是作為傳統舊史學的對立物而出現的，體現著新史學的研究範式和理念。
眾所周知，五四以來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一直對中國社會產生著深遠的影響。這兩種觀念在中國的生長，一方麵自然與西學東漸有著直接的聯係，另一方麵則脫不開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科學的觀念，是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的較長時間中一點點累積起來的；民主的觀念，則始於對傳統史學的批判。梁啟超早在1901年的《中國史敘論》中就曾宣稱：“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1902年他在《新史學》一書中又批評舊史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認為史書應該“為社會一般人而作”，史學家不應該過分重視少數大人物，要有“民眾意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