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
何先生是我們老一輩曆史學家的傑出代表，他的成就、他的為人，都體現了這一代人的最高水平。
何先生所處的時代，造就了以他為代表的這一代史學家。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曆史係（當時叫史學係）出現了一批像何先生這樣的優秀畢業生。何先生是30年代最早畢業的，與他同時期的還有全漢昇、鄧廣銘、王樹民等，集中在三四個班。到底是什麽樣的條件，能造就出這樣一批傑出的學者？名師雲集是一個主要的條件，另外，同學聚在一起談論學術，培養起成為史學家的誌氣，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他們成長為史學大師的過程，是與當時中國大的曆史環境密切相關的。到50年代，他們大都成為學術帶頭人了。而北大曆史係在50年代正好也能把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最優秀的史學工作者聚在一起。我們50年代畢業的一些學生也在那時任教，但卻再也沒能產生那樣的大師，這與大環境有關係。我們今天在談到選題時，肯定要談到前人的成果，要做學術史。在做學術史時，我們發現在50年代至70年代學者們也在批判，但並非是我們現在講的學術批判，而是政治批判，甚至一些人借助行政手段進行批判，當時的學者很少有人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批判，何先生有一度也是非常黯然、傷感。我想，我們如何才能使他們一直保持愉快的心情，進行他們的學術創作，為我們留下更多的精神產品？
何先生說他的成果很少，其實我覺得並不少，因為不一定多了就好。數量又多質量又好的學者極少，何先生的成果質量很高，用我們的行話講，都是“幹貨”。我相信，如果我們的學術環境更好，何老先生的學術成果會更多。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治學環境。
何老先生對北大曆史係非常關心，基本上有請必到。他並不僅僅信奉“三民主義”，他也堅持馬克思主義，但他並不是教條地相信馬克思主義，而是有自己的見解的。他認為我們是“主流派”，他自己不是“主流派”，應該堅持下去。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老前輩的見解，這也是我們學術創新一定要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