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1142年10月11日為界，把宋金之間的戰爭劃分為兩個時期，1142年之前為前期，戰爭不斷；1142年之後為後期，轉入和平共處時期。也有人以為在“此後的70年間有過兩次幹擾，一次由金引起，一次則是由宋引起”，[1]韓侂胄發動的開禧北伐就是其中的一次幹擾。史彌遠與韓詫胄的對抗也是南宋時期一次戰與非戰的碰撞。
如前所述，韓侂胄因為扶持宋寧宗有功而獲取了相位。還想通過對金的戰爭，為自己“立蓋世功名以自固”。[2]於是，他經常進行挑釁，隨時準備發動對金朝的戰爭。鑒於韓侂胄“建開邊大議”，並奏請出兵北伐，[3]也能滿足部分臣民收複北方失地的心理需求，宋寧宗就“詔在位者言事”，讓文武百官們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引起朝廷上的廣泛爭論。
時任禮部侍郎的史彌遠對於當時的情況還算保持了一點清醒。他以當時條件不成熟為理由提起上疏，認為宋金之間的實力不平衡，宋朝沒有能力收複失地，表示反對北伐。史彌遠說：“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製人，後發者製於人”，這種理論若“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事關國體、宗廟社稷，則關係重大。怎麽可以舉數千萬人的性命而“輕於一擲乎？他認為京師是根本之地，如果駐守京師的軍隊也派出去作戰，勢必造成京城空虛，萬一盜賊竊發，由誰來守衛呢！？從沿江屯駐之兵來說，都是獨當一麵的，尤其應當整備，切勿輕易調發，否則內外表裏空虛，都不足以守衛，就更可怕。他認為，將士們應固守陣地，務必不能輕信“浮言”，也毋貪小利讓敵人的挑釁相幹擾。隻有當“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時才可大舉進攻，以造就宗社、國家之大福。[4]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很辯證。史彌遠認為戰爭的決策不在“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而是“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他認為戰爭的成敗關係到“可舉數千萬人之命”，從“以人為本”視角而論，也不能“輕於一擲”。他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認為兵力不足、社會不安定、經濟財富實力不足，內外表裏都沒有足夠可以依托的前提和實力，所以不能出兵。但是，他並不一味反對出兵，而是主張在“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條件成熟後出兵收複失地就是“宗社無疆之福。”[5]史彌遠不同意馬上出兵的觀點，引起韓侂胄的極大不滿，兩者形成激烈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