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即位之初，心懷收複北方的大誌，積極準備北伐。他把領導抗戰的重任寄托在史浩和張浚身上。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師，是智囊團的成員，之後宋孝宗又升史浩為參知政事，目的就是要他參與軍事；同時還起用了一位主戰的大將張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他又重新起用了那些過去因主戰而被罷貶的官員，以此鼓舞大家抗金鬥誌，滿以為能幫助自己完成北伐的大業。但是，史浩與張浚是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人。史浩是個主守派、穩健而務實；張浚是著名的抗戰派領袖，要求立即投入戰鬥，不同的思維方式決定他們必然會起衝突。一次，宋孝宗找大臣們商討恢複中原大計，張浚主張出戰。宋孝宗就轉問宰相史浩，想聽聽他有什麽看法。史浩提出主守、反對馬上出戰，這就與張浚的意見相反。截然不同的兩種意見必然會引起爭執，這就是南宋曆史上的著名的“史張之辯”。
史張爭論的第一個焦點是對於當時形勢的看法。
張浚上奏宋孝宗說：“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時不濟。”[1]張浚充滿鬥誌，一心要求北伐，立誌恢複中原，誤以為當時的形勢是宋強金弱；史浩卻認為當時宋金間仍處在均勢地位，宋軍沒有必勝的把握，堅決反對對金冒險用兵，主張以守為主，待機而行。這是兩者最根本的不同。如前所述，史浩既反對妥協投降，也反對冒險出“戰”。他從內部兵力、國家財力的角度考慮，認為現在宋金處於均勢，不能貿然出兵。他主張在物力、軍力、實力相當條件下，進行北伐。史浩說：“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假如聽信一些目光短淺“謀士”的意見，“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足跡”，不能稱之為恢複。[2]認為進行無預期結果的戰爭，隻會造成勞民傷財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