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前
中美兩國建立聯係，從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後號”到中國廣州販取絲茶開始，到現在已有200多年曆史。從1784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50多年時間，兩國關係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北部工業革命的發展及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膨脹，美國加強了向太平洋和亞洲擴張的勢頭，其對中國的侵略也已開始。重要標誌之一就是1844年強迫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以此為契機，美國當局對華意識形態滲透政策也已有所表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開始竭力貶低中國人民，甚至把中國人汙蔑為“懶散的動物”。與此同時，他們把中國看作是亞洲“向西去的文明潮流”的“樞紐”，“是一個有指望的地方”，而“美國人具有特殊的責任去進行指導”[57]。
然而，這種指導又是什麽呢？一是反對辛亥革命而支持袁世凱稱帝。在美國看來，“共和政府絕對不適宜中國人。中國人隻知道皇帝”[58]。二是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這是因為在美國看來，假手蔣介石不僅能開辟巨大的中國市場，還可以開辟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於是他們把矛頭對準了他們認為是心腹之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曾信心十足地說道，“沒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政府就不能在這個鬥爭中取得勝利”[59]。結果是，在中國製造了一場空前的民族災難，卻最後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2.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
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之時，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在7月20日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鼓勵和支持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使中國“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鬥爭策略。他在信中說，“我們仍舊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局麵無論可能怎樣悲慘，無論中國龐大人口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可能殘酷地處於為一個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來，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工作”。顯然，艾奇遜在這裏說的“帝國主義”，指的是蘇聯；“一個政黨”，指的是中國共產黨。艾奇遜的主旨就是運用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和個人主義價值觀“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搞“和平演變”，以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搞垮人民政權的目的。這樣，艾奇遜成了製訂對華“和平演變”策略的始作俑者。20世紀50年代中期，麵對社會主義在蘇聯、中國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國家中的鞏固和發展，以及美國在侵朝戰爭中的失敗，美國的某些人更進一步把“和平演變”作為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策略原則。1953年1月，準備走馬上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公然提出對中國等人民民主國家的“解放問題”，鼓吹以意識形態作為手段促進這些國家的“解放”，並且說，“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