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裏，我們不能不對戈爾巴喬夫一類人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做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知道，作為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經濟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意識形態不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事實上起到了維護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權的巨大作用。這是不依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是無法由任何人主觀意誌加以消除的。
但是，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社會民主黨人卻竭力宣傳“非意識形態化”的主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形成為一種思潮，其目的在於淡化以至消除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1946年，西德社會民主黨首腦舒馬赫爾提出了“世界觀中立”的觀點，即否定指導思想和排斥理論，企圖引導工人運動“非意識形態化”。1953年以自由派知識分子自居的法國著名學者雷蒙·阿隆就提出了“摒棄意識形態”的口號，認為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而普遍地進入“工業社會”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過是同一社會類型的兩種形式，如果把兩者視為對立的兩極，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教條主義”。不難看出，這種以無黨派自居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實際上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其實質是借否定意識形態來掩蓋意識形態的階級性，以抽象的人類價值或人性尺度來否定階級分析，以此麻痹人們的思想，反對和取消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為資產階級占領意識形態陣地大開綠燈，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社會主義。
如上所述，就在一些人宣傳“非意識形態化”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始終不忘強化意識形態。特別是美國，是很懂得意識形態重要性的。早在1958年，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就發表了受參議院委托撰寫的一份報告，提出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別強調工業時代“擴大了政治理論的作用。政治理論能動員群眾來支持國家在國內外所進行的事業”[151]。前總統尼克鬆在1984年發表的《現實的和平》一書中提出，“至關重要的是西方發動攻勢來贏得這場（意識形態）鬥爭”，“要進行爭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競賽”。他相信美國播下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152]尼克鬆於1988年寫的《1999：不戰而勝》和布熱津斯基1989年寫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則更為精巧地設計了一套如何從意識形態上徹底戰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策略手法。布熱津斯基特別提出抓人權的口號。他說，“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過程”[153]。麵對西方勢力發動的意識形態攻勢，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能夠用什麽“非意識形態化”來自我欺騙嗎？當然不能。然而問題並不這麽簡單。“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一部分普通公民中存在，可能是出於政治上的不夠成熟與缺乏經驗，對於執政者如戈爾巴喬夫一類人就不能這樣看。在戈爾巴喬夫那裏，所謂“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其實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骨子裏卻充滿著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出席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發表演說時就把他的嘴臉暴露無遺。他說：“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隻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對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世界沒有共產主義會更美好。2000年以後的世界將迎來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但是卻有巨大的障礙阻礙著人類走向和平與富強，這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要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義的道路上會前進得更遠”[154]。還有什麽比這更為卑劣的呢？！他用“孫行者鑽進肚子”的辦法竊居蘇共最高領導職位，然後用他的“改革”和“非意識形態化”從思想上搞垮蘇共，最終把蘇聯引向解體。他的狂妄野心還要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共產主義力量徹底搞垮。難怪西方領導人要對他大加讚揚，把瓦解共產主義的成就首先歸功於他。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不過是混進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的忠實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