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我考上了大學，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後，我改學中國哲學。35歲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導師是鍾肇鵬先生。38歲畢業到北京師範大學哲學係，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與教學。從此確立了自己的職業與事業，也算是“三十而立”吧。
我先從《論衡》入手，用學馬克思主義時學到的方法，研究王充哲學。我同意學術界的觀點，認為王充是唯物主義哲學家，不同的是學術界普遍認為王充是氣（或元氣）一元論者。我認為氣和元氣都是天地派生的，而天地又是無始無終的，應歸結為“天地本原論”。對王充的天論，我結合漢代天文學作了一些研究。在陳遵媯先生的指導下，我研究了一些中國天文學史的問題。以後出版《天地奧秘的探索曆程》和《中國古人論天》，都與此有關。
由於與王充的關聯，我開始研究董仲舒哲學，受到美國王安研究院的資助，集中精力研究，發現董仲舒講天人感應，不是講神學目的論，而是借天講政治，是政治哲學。徐複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認為莊子的道就是藝術精神。因此，莊子哲學就可以認為是藝術哲學。同時，我將王充哲學定為求真的科學哲學。於是，董仲舒哲學就是求善的政治哲學。我用此三分法取代原有的兩個對子：唯物論與唯心論，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班固《漢書》中稱董仲舒為群儒首，為儒者宗，是漢代儒家的代表，他上承孔子，下啟朱熹，是中國曆史上三大儒家之一。
我從董仲舒哲學研究轉入儒學研究，特別重視儒學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的研究，出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國儒學》，並參加國際儒學聯合會工作，任學術委員會主任。
中華文化是豐富多彩的，儒學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百花園中突出的一枝。特別是董仲舒和先秦諸子百家，重新建構漢代新儒學，於是有“始推陰陽，為儒者宗”的說法。朱熹則融會儒、釋、道，建構宋代新儒學——理學。由此可見，一時代的思想大家，必定是已有思想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