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僅限於人體測量與解剖上。但在艾德華·泰勒爵士之後，人類學開始注重由器物著手的泛文化比較，換句話說，即是一種關在室內進行的博物學研究。之後，在美國，地質學家出身的“文化人類學之父”弗朗茨·博厄斯提倡“四大分支”的人類學，並對這種“安樂椅上的人類學家”大加撻伐，使得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逐漸轉向活的部落（特別是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其中包含他們的語言、共同行為與曆史。
最重要的轉變在於波蘭裔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的貢獻。大約20世紀30年代前後，他首創以透過參與觀察法寫成的民族誌作為人類學研究的依據和基礎。在他革命性的創建下，人類學家（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家）開始以親身赴當地與土著生活，乃至參與當地活動的方式進行各文化（特別是小型的部落文化）的研究與紀錄。大約同時，露絲·本尼迪克特以接觸文學作品、影片、外僑訪問為基礎的遙距研究則成為對無法進行參與觀察法的文化研究的另一種途徑。
這種以“原始”部落文化為對象的主流人類學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後逐漸受到挑戰：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軍隊的進駐，以及英美諸國對殖民地的態度改為放任與鼓勵其自立，使得過去認知的“傳統部落”快速的現代化，導致自馬林諾夫斯基以來的“搶救人類學”（即盡可能在現代化影響前，快速紀錄這些未受“汙染”的部落文化的人類學）思維不再可行。其次，最早主張參與觀察法的人類學家相繼去世，而在各國政府鼓勵下人類學者又大量增加，使得新一代人類學家逐漸崛起。基於這幾個理由，人類學者的研究對象朝以下幾個方向發展：第一，部分人類學者，特別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類學者，開始結合文獻與民族誌資料進行曆史人類學的研究。這方麵以艾瑞克·沃爾夫的《歐洲與沒有曆史的人》為代表作。第二，部分人類學者回到本國，在國內較少數的次文化群體（幫派、同性戀、少數民族的都市社區等）進行研究。第三，多數學者仍以第三世界的部落文化為研究對象。不同的是，他們開始注意這些部落受現代化影響的調適與改變情形。第四，以克洛德·列維·施特勞斯為代表，結合語言學、哲學和精神分析，研究各文化之下的共同心智與象征，由此而延伸出神話學詮釋這獨特的學門，並以結構主義之說影響到哲學、社會學其他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