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思維的演化和個體發展過程中，都存在一個沒有思維的階段，之後才是有思維的階段……我們缺乏足夠的言語來描述中間的過程。
——唐納德·戴維森，《主觀性、主觀間性、客觀性》
（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Objective）
至少從亞裏士多德開始，人類就開始思考為什麽自己與其他物種不同。但大部分時間裏，我們都不能夠做這樣的比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文明最初的幾千年裏，歐洲並沒有非人靈長類動物存在。亞裏士多德和笛卡兒很容易斷言“隻有人類能夠推理”或“隻有人類有自由意誌”，因為他們隻將人類與鳥類、老鼠、各種飼養動物和極少的狐狸或狼進行比較。
在19世紀，包括類人猿在內的非人靈長類動物，通過新興的動物園進入歐洲。1838年，達爾文在倫敦動物園見到名叫詹妮的猩猩時目瞪口呆（維多利亞女皇稱之為“不友善的人類”）。21年後，《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又12年後，《人類起源》（Descent of Man）出版。但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差異（現在與人類的近親物種比較）變得越來越難以精確描述。很多哲學家試圖通過簡單定義來解決問題：思維在且隻在語言存在時出現。因此，從定義上看，其他物種就不能夠進行思維［最突出的先驅是戴維森（Davidson，2001）和布蘭頓（Brandom，1994）］。近期關於類人猿認知和思維的研究，正如我們闡述的那樣，已經侵蝕這種“極端不連續”的觀點。類人猿以抽象的形式認知表征這個世界，他們能夠使用邏輯結構進行複雜的因果和意圖推理，並且他們似乎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麽。盡管這可能並不是人類思維的全部，但類人猿也具有思維的一些關鍵成分。
問題不僅僅是找到思維的界限。問題在於現今生存的類人猿，與人類相去甚遠，這隻是誰生存了下來的問題。那麽，如果我們發現在遙遠的叢林裏存在著海德堡人或尼安德特人呢？我們應該如何判斷他們是否具有完整的人類思維，他們的思維能力是處於同時代的人類和類人猿之間的嗎？更激進點說，如果我們在人類演化樹上發現較早的分支，他們是否擁有自己做事和思考的方法，並且與現代人類的思維方式隻有部分的重合？也許這些生物從來沒有發展出指示行為，也從來沒有演化出遞歸推理的能力。也許他們能夠進行合作，但卻從不關心他人的評價，所以也就沒有發展出社會規範。也許他們從沒有麵對過需要進行群體決策的情境，所以也從未向他人陳述支持自己主張的理由。我們的問題是如果這些生物的思維中缺失了一個關鍵要素，那麽他們的思維方式是什麽樣的呢？結論可能是，他們與現代人類的思維方式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關鍵在於，這意味著從演化的角度上看，人類的思維並非是整體式的（monolith），而是混合式的（motley）——它可以變成不同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