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會有雅俗之分。這事實可用民族對於事物的文學曆史的多寡而說明。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胡琴雖時下流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或傳說來，所以不能為聯想的元素。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在中國，究不能與梅花並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麵前，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的吧。
文學不能無所緣，文學所緣的東西，在自然現象中要算草蟲鳥為最普通。孔子舉讀詩的益處，其一種就是說“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試翻毛詩來看，第一首《關雎》，是以鳥為緣的，第二首《葛覃》，是以草木為緣的。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為對象，發為歌詠或編成傳說，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後，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遺下某種情調，呈出一種特有的觀感。這些情調與觀感，足以長久地作為酵素，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日本人對於櫻的情調，中國人對於鶴的趣味，都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譯共喻的。
事物的文學背景愈豐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對於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或典故，就會興味索然。故對於某事物關聯地來灌輸些文學上的文獻或典故，使對於某事物得擴張其趣味，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務。祖璋的《鳥與文學》，在這意義上，不失為有價值的書。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蟲的文學》，把日本的蟲的故事與詩歌和西洋的關於蟲的文獻比較研究過。我在往時讀了很感興趣。現在讀祖璋此書，有許多地方，令我記起讀《蟲的文學》的印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