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動物、昆蟲之間的“一物必有一製”，這是古人對於動物界、昆蟲界自然生態現象觀察所得出的一個非常精辟的概括總結。唐代傳聞毒蛇受製於蝦蟆狀的怪物：
物類相克的道理，被當成人類感知外物的一個可以推而廣之的經驗，人們還將書本知識與現實體驗會通理解。蛇畏懼蜈蚣，就是一個今日難於觀測到的細微生態現象，而在生態環境較好的唐代，不難遇見到，於是“物各有所製”的普遍性生態倫理，就這樣被提煉出來：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義。後聞昆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嚐見一蛇出遊，忽有蜈蚣躍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須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也。聞蜈蚣過蝸篆，即不能行。蓋物各有所製，如海東青，鷙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2]
值得注意的是，“所製”的現象，往往並不是現實世界通常情況下的“叢林原則”，即強者生存、強者以強勝弱；而恰恰是弱勢生態主體的一方，因天生是某一強勢生態主體的“天敵”，因而能“以弱勝強”。外表上看到的“強勢”與“弱勢”，其實隻不過是表麵現象，深層的“製人”“為人所製”，才是幾乎不可更替的生物競爭原則。
因而，清代有人將此歸結為某種生態主體與特定物質之間，有著彼此相克的禁忌，即所謂的“物性之違”，指出：“物忌：獺飲酒而斃，猩猩飲酒而仆，虎食楊梅而醉，貓食薄荷而醉，鴆食桑椹而醉，雀食木鱉而醉，熊食鹽而死，魚食巴豆而浮，鴝鵒食豕肉而瘋，貓食黃魚而癩，狗食木鱉而死。此皆物性之違也。”[3]這是一個具有幾乎無限小前提的“三段論”，大前提和結論，則總是既定的；而小前提是一個可以不斷增補的，這實際上成為一個標示動物“禁食之物”的實用性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