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第三年，又一個田徑賽季到了。我的哥哥阿爾特決定不再參加比賽了。“托尼，你自己已經能夠應付了，”他說，“這是我在中學的第四年了，我想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我不想再過那種肺部疼痛、肌肉抽筋和腿部肌肉酸痛的日子了。”阿爾特一直都在堅持著我們先前的約定。事實上，我也並非真的需要或期待他陪在我身邊。
在更衣室裏，其中一個跑得很快的短跑選手說，“嘿，托尼，我沒想到你又回來了。”
我問他：“我為什麽就不能回來呢？”
“我沒有惡意，托尼，但是去年每次比賽你都跑到倒數第一了。你再怎麽訓練也沒用啊。”他說，很明顯他不知道我這麽做的動機是什麽。
“我還參加是因為我期待來到田徑場，在這裏我可以認識很多很多人。這對我來說意義很重大，”我告訴他，“你們都是我的隊友和朋友。”
事實上，他們是。我們曾一起切磋，弄得大汗淋淋、全身酸痛。在隊裏沒有人譏諷我是個殘疾人，沒有人玩弄或嘲笑我，也沒有哪個隊友的父母要求安德森教練把我趕出隊。在隊裏我不是一個包袱。我沒有使某個隊員慢下來或者是使我方在比賽時失分。
對安德森教練來說，我就是另外一個運動員，另外一個他想幫助的跑步者，想促使他在離開起跑器時能更快一點的跑步者。對自己隊裏這個沒有雙手和雙腳的孩子，安德森教練剛開始時的那種恐懼、同情或厭煩情緒也**然無存了。事實上，我給這個隊增加了一些諸如無形價值的東西。要是隊裏有個肢體不健全的隊員，那麽這表明這個隊和這個學校對殘疾人是不排斥的，而且，盡管贏得比賽很重要，但是獲勝並不能代表一切。
安德森教練後來告訴我，他再也看不到我的身體所失去的東西了。“除了最初感受到震驚之外，之後我隻覺得賽場上又多了一個能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