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指出，大眾傳播在人類文化中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技術上看，媒介不斷延伸，人們的言論自由空間則不斷擴展，從而使得傳統的媒體壟斷和媒體製度更趨民主化，因此，媒介技術的不斷進步是建立民主社會的基本前提和條件。同時，大眾傳播媒介通過特定的文化符號，使得傳者與受者之間的信息得以傳遞、延伸和豐富，從而使人們的認識和觀念不斷提升。因此，文化研究認為，媒介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信息傳遞的技術平台，同時“媒介是獨立自主的個體與其他個體建立交流聯係的中介，也是一個建立意義的平台。通過媒介，孤立的個體有了社會、地域、曆史。”[1]由此，媒介體現為社會的、曆史的、文化的存在。在不同的曆史發展時期，媒介的技術載體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如從語言媒介、文字媒介，發展到現代印刷媒介、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等。因此，對於人類媒介演變發展過程，研究者將其分為“第一媒介時代”和“第二媒介時代”。前者指的是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後者則指的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新媒體的發展不僅催生了各類數字化媒體形態，更為重要的是還形成了全球化的信息社會。正是在此意義上，媒介批評立足於社會文化視角，探究媒介形態與社會、文化間的內在關係。
一、兩種媒介觀：技術主義視角和社會文化立場
當代大眾傳播理論研究形成了兩種有差異的媒介觀，即技術主義的和社會文化的媒介觀。技術主義視角的媒介觀認為媒介是信息傳遞的工具，而社會文化立場的媒介觀則認為“傳播即文化”，媒介是人們社會文化的有效組成部分。媒介批評的任務，主要在於立足於“傳播即文化”的觀點，從而探究媒介的社會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