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代中國最早從事學術史研究的學者之一，劉師培的學術史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在當時絕無僅有的特色，這體現在他以西學評估中國古典學術之得失，對先秦、漢宋學術的獨到見解和對清學的極富個人體驗之闡發等諸方麵。
一、以西學評估中國古典學術
前已言及，1908年前劉師培的學術以中西交融見長，西學往往是中學的參照物。將此一特點移植到中國學術史的研究中，那便是以西學為標準，通過中西學類比，評估中國古典學術之得失。這樣的研究在劉師培關於先秦、兩漢學術的論述中表現得最突出。具體說來，一是表現在新的學術史編寫體裁上，二是表現在比較中西學術的建樹上。
撰著學術史，體裁上自以黃宗羲所創的“學案體”為正宗，該體裁也確有其長處，劉師培亦曾效仿之。但劉氏終究是不滿意這種以“人”為主條理學術流派的舊體裁，認為這種體裁不利於對學術作義理上的探析，故擬作之《周末學術史》“采集諸家之言，依類排列，較前儒學案之例，稍有別矣（學案之體，以人為主；茲書之體，擬以學為主，義主分析，故稍變前人著作之體也）”[1]。他把周末學術史分成心理學史、倫理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等十六類，完全是以西方學科概念界定中國古典學術，而且將以人為主撰寫學術史的舊體裁改為以學科為主分類撰寫的新體裁。《兩漢學術發微論》也是如此。該文將兩漢學術以西方政治學、種族學、倫理學概念相界定並分科論述，是新體裁的再次嚐試。從以人為主到以學科為主，表明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已開始走上一條新路，即走出舊學術史的樊籬而向建立新學術史的“範式”邁進。如果突破學術史的狹隘視界來看，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從舊到新的轉折點。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