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心的這本集子，在去年秋天曾經由廢名兄帶到上海來，要我們給它找一個出版家，而且“派定”我作一篇序文。但結果到今年春間這原稿還是寄回北平去了，而我的序文也就始終沒有寫，曾日月之幾何，如今隻落得個物在人亡了。他的死實不僅是在友誼上一個可悲的損失而已。
回憶我們在大學的時候，雖則是同級，同係，又同宿舍，可是除了熟悉彼此的麵孔和知道彼此的姓名外，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麽來往。有時在外麵碰著，不知怎的彼此都仿佛有點不好意思似的望一望就過去，很少點頭招呼過，更不用說談過什麽話了。那時他所給予我的印象隻是一個年少翩翩頗有富貴氣象的公子哥兒罷了。到了畢業的那一年，因為借書的關係我才開始和他發生交涉。記得我第一次招呼他和他攀話時他的臉上簡直有點赧紅哩。後來漸漸地熟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最爽快最熱忱不過的人，厥後來滬，他在真茹（那時有人嘲笑地稱他為“口含煙鬥的白麵教授”，其實他隻是一個助教而已）而我則住在租界的中心，他鄉遇故知，自然格外覺得親熱。雖則相距頗遠，我們每星期總是要來往一次的。他是一個健談的人，每次見麵真是如他自己所談的“口談手談”。有時讀了什麽得意的文章，或寫了什麽得意的文章，總是很高興地翻出來給我看，桌子上大抵堆滿了他所翻開的書本，而我當時卻幾乎是“束書不觀”的。他於書可以說是無所不讀，而且他的理解和心得是很足以使姝姝自悅的我自愧弗如了。往往在對談之際，自己有一個思想在腦子裏模糊得不能明白地表達因而口頭上吞吞吐吐覺得很窘的時候，他大抵能夠猜出我的意思而給我點破一下或竟直截地代我說了出來。那一年餘的友誼生活在我實在是平生快事，但不久他便回北平去了。他之往北平，據他自己說，主要是因為在暨南“無事幹，白拿錢，自己深覺無味”，可是到了那兒事情可又太煩了；除了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作事外他還要教課，而教課卻是他深以為苦的。那時他的一封來信中便有一段說到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