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無論過去或是現在，對於漢文漢籍都有一種獨特的相知之緣。日本學校的教育體製將漢文漢籍的學習置於重要位置，因此，來華學習的日本留學生對於中國古代典籍的知識並不是一張白紙。日本學生對於漢文漢籍具有一定的了解，是教授日本學生學習中國曆史文選的有利因素。但是，這一有利因素是有限的。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麵：第一，漢語和日語的漢字雖有不少是相同的，但是有的字釋義並不一致，望文生義往往會發生理解錯誤；第二，日本學生接觸中國典籍一般是用“漢籍和訓”的方法，漢籍和訓作出的意譯，有時與原書有歧義，學習者的理解易被和訓牽著鼻子走；第三，日本漢學研究的非中國立場，使日本人對於中國古籍的理解會帶有日本式的偏向。由於這些原因，日本學生即使對以前學過的古文再用漢語讀解時仍然會有一定的新意。

研究中國學問的最佳途徑是用中文在中文的語境下閱讀中國文獻，這一問題早在18世紀初已有日本人認識到了。日本漢學形成獨立的學術後曾出現過不同的學派，其中有一派叫做“古文辭學派”，其創立者荻生徂徠力主以中國語直接閱讀漢籍，然後才轉成日語表達。荻生徂徠在他晚年寫的《徂徠先生學則》中極為精辟地表述了他的學術觀點，他認為日本與中國各自擁有自己的語言，而用“漢籍和訓”方式閱讀漢文古籍使得這種區別變得模糊，易使讀者把中文所包含的內容理解成日語的內容。他舉例說，讀《橘頌》時，生活於長江以北地區不產橘的地方之人以枳代橘，設想其顏色味道，焉能不張冠李戴?而站在他國的立場上理解中國獨有的四海皆無之物，其理與以枳代橘正相類似。所以，他主張要恢複中國典籍的“中國特色”，直接在中文的語境中用中文的方式去閱讀中國典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