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勳伯格，這似乎是個奇怪的開題，然而是個並不奇特的命題。盡管熱衷於古典風格，但我不是古典風格的忠實信徒。我是巴赫和他以前文藝複興音樂的隨從，也是勳伯格和他之後音樂的同夥。我的社會和藝術觀念常以批判為先，總對西方啟蒙時代和工業革命耿耿於懷。我老師傑基·溫澤（Jackie Winsor）把西方文藝複興看成視覺藝術的歧路和倒退，我很可以理解她的尖刻和角度，因為我對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持有相應的刻薄，所謂：“神話已被啟蒙，覺醒倒轉成為神秘之幻”[1]，盡管啟蒙運動是曆史現實之必需，而且我們都是幾百年來受益的後代。也許正是因為其曆史性質之重要，今天才有必要反思，也算我們受益的子孫不得不付的代價。
啟蒙運動大約從1650年始，斷斷續續曆經百年，影響之深普及之廣，曆來少有。啟蒙運動從歐洲本土波及美國大陸，不但有哲人文人藝人，更有改朝換代的政治人物[2]。
笛卡兒的名句“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把個別意誌放在包括自己的存在之上，以我思故我在為中心的定點透視，主觀所有他在的自然，這種個人中心的自信，和君主統一的政治環境，伴隨工業革命器物的能量，加上古典風格調性中心的音樂織體以及奏鳴曲式——我這跳躍的胡思亂想似乎毫無內在關係，但是仔細一想，都是啟蒙運動異曲同工的傑作。事實上，這種否定傳統迷信的科學態度，也有可能掉進迷信科學本身的危險。古典風格是主觀的中心控製，是人對人、主體對主體的音樂。巴赫以前的音樂是人與神的對話，如果能把具體神祇的麵具去掉，那就是主觀的人相對無限客體的狀態，尤其是文藝複興和巴赫晚期的音樂。
古爾德並非強詞奪理，他把巴赫和勳伯格、貝爾格、威伯恩放在一起討論，把無調性音樂和複調攪在一處不是偶然。文藝複興繼承下來的複調音樂形式，不是僅僅複合層次的音樂織體，至少在我看來，也是多元思維藝術心態和社會文化環境的模式。人類文明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讓我們能力遠遠超越自然人性的尺度。從赤手空拳的動物到工具的使用，從中世紀單薄的城牆到文藝複興堅固的堡壘，從原始人手中的投標到今天的原子武器，從人類分散的個別群體到中心集權的超級大國集團，我們所謂的文明曆史似乎就是並吞個別的能力日益強大，中心集權的模式在勢所趨。從中世紀和文藝複興，到20世紀初的西方曆史就是這場趨勢的一個段落，由多元的複調音樂形式，到主調音樂以及最終音樂形式的支離破碎，藝術形態的演變，多少折射社會政治結構和文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