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西方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似乎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曆史終結論”甚囂塵上，但是從現實情景來看，國家內部、國家與國家以及種族與種族之間的衝突並未消弭。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民主製度並非像西方學者們宣稱的那麽完美，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激進民主浪潮更是挑戰了自由主義對民主的規範理解，也顯示了西方國家政治製度的危機。為了應對西方自由民主製的合法性危機，西方學者對民主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就是為了重建西方自由民主製合法性的一種反映。哈貝馬斯的民主理論以交往行為理論和協商理論為基礎，構建了一種全新的民主政治模式。
（一）超越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
哈貝馬斯對民主理論的思考是同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的診斷與解決聯係在一起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產生“合法性危機”的理論根源，就在於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衝突。所以從理論層麵上來說，哈貝馬斯提出話語民主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對自由主義民主和共和主義民主模式進行反思，克服二者的缺陷，從而化解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
哈貝馬斯認為，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主要衝突在於對民主及其作用的不同理解。根據自由主義的觀點，政治就其本質而言，是圍繞著行政權力而展開的不同立場之間的鬥爭，而在鬥爭之後都隱藏著一些利益和價值取向。“民主過程僅僅是以利益妥協的形式而實現的。形成妥協的規則被認為應該確保由普遍平等的選舉、議會團體的代議性集會、決策模式、議事規則等所形成的結果的公平性。這些規則說到底是用自由主義的基本權利來加以辯護的。”[1]也就是說，自由主義民主關心的是如何限製公共權力以捍衛公民作為自由個體的基本權利。因而，民主的作用是工具性的，是按照市場競爭的原則來理解民主製度。相對於共和主義民主，這是一種消極的民主，是一種免於政府強製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