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1826）二月，緊張、繁忙的海運正式開始。兩江總督琦善奏稱，商船九百餘隻，載米八十萬石，已開赴出海地點，等二月初八日風順開船。若遇順風，十餘天後即可到達天津。受兌後的海船行駛神速，天津鎮總兵克什德和直隸總督那彥成奏報：二月二十八日，蘇州長洲縣第十三號鬱同發沙船，已經駛抵天津所轄洋麵，水師營參將李心德當即將其迎護至攔江沙外寄泊，於第二天清晨乘潮引進天津海口。那彥成預料此後各船可接踵而來，於是命令各員做好接收準備。鬱同發沙船的入港，揭開了海運到津的序幕。此後，有關海船到津的奏報絡繹不絕。山東也數次奏報船隻途經山東的情況。押首參將關天培到達天津後，於三月十五日向穆彰阿報告，已經查明進口船424隻，在後船390餘隻，它們都“次第停泊風順，不日可來”。第一次海運嚐試成功了。
關天培著《籌海初集》
上海尚有餘米30餘萬石，專待前船回空。天津宣稱，回空船隻除去前往奉天買豆時間，四月底均可回上海。但陶澍認為，海船北行，時間最關緊要，愈往後拖，“風暴靡常，即難行走”，節省時間乃海運“第一關鍵”。他會同琦善、陳中孚等人聯名上疏陳奏，要求沿途官員加緊督催。朝廷馬上核準，軍機大臣還特意行文通知陶澍：“貴撫奏前事一件，已奉寄信諭旨，交欽差穆直督（彰阿）、那將軍（彥成）等迅速飭催矣。”與此同時，戶部也在加速運轉。四月十四日，戶部報告道光帝，海運漕糧“均屬幹淨”。為保險起見，他們仍要求倉場侍郎命令各倉，“加謹收貯，板蓆鋪墊，妥協氣筒，如數安置”。
第一批海船於四月二十六日離開天津，大部分前往奉天購豆貿易。其中大多數於五月二十二日左右返抵上海。直接返滬的沙船，時間自然更早。因為采取先來後到、隨到隨兌的方式，第二批海運的起始時間不再統一安排。總計第二批海運，共用沙船308隻，全部於六月五日前放洋。天津鎮總兵克什德則向那彥成稟報，四月底即收泊有二運船主周隆順、孫永盛。他向船上之人詢問情況，水手們稱，他們同時在上海裝兌二運的有十餘隻，而北上沿途所遇到的回南空船，也有二三百隻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