徑運通倉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矛盾的一個反映。具體的推行則帶來係列變化，既涉及經費的重新配置，也涉及人員的安排和調整，而向來直接負責其事的倉場侍郎，反而變得無所事事，隻能在奏報方式上做些手腳，以期引起注意。但不管怎樣，這種變革完全改變了自道光六年海運以來的成規，將剝運負擔交由江浙兩省承受，重新恢複了原來河運時所采用的辦法。另外，輪船與木帆船在運漕問題上的矛盾，亦值得注意。
同治帝像
同治十一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倉場侍郎延煦和畢道沅向朝廷重提徑運通倉的建議，不過隻要求江浙糧道自雇民船，將白糧運通。據他們奏報，同治十一年白糧在剝運時，竟然出現了全船沉沒、船戶潛逃的事故，甚至在天津還設有船局，私立船捐名色，對剝船公然賣放。不僅用窄小破船敷衍了事，還含糊補造官剝船來冒充民船應募。他們認為雇民船運送白糧，在北省可雇，南省亦可雇。由南省自雇則可以一手經理，北省代雇反而多費周折。
在這種情況下，江浙兩糧道隻得表示願意在下一年試運，並且對其中的細節進行重新擬定和核實。例如，酌量增加轉運剝價，按民價招雇剝價，以吸引船戶踴躍參加；為了防止舞弊行為，明確宣布隻要艙麵的釘封竹篾及袋繩火漆圓印稍有損傷，即使漕米無恙，也要問責；為了快速完運，還要求剝船在通州交米之後，限它們三天內回津再運。
江浙白糧成功完成徑運通倉之後，同治十二年四月，李鴻章進一步向朝廷請求，所有招商局運送的漕糧，都由糧道自雇民船運往通州。因為招商局所運的漕糧都是用麻袋裝盛，不會輕易被摻和偷漏，而且輪船行駛速度快，到達天津後即刻便能將糧食卸載在棧內。漕米在船裏放置的時間不算太長，不受海氣的熏蒸，亦無所謂的“氣頭”，艙底米色較沙寧各船更為潔淨。如果打開麻袋驗兌，重裝後交給剝船運往通州倉庫再行開驗，漕米經過這樣三次出入，三次斛量，折耗必不會少。而且如果一由官剝船經手，偷漏攙和乃是船戶的慣用伎倆，“以十數萬潔淨無疵之米，坐使如此折耗傷損，實屬可惜”。事實上，李鴻章所言不虛，確為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