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輪運勢力的入侵和傳統沙船業的衰落，對中國新式輪運業的醞釀和產生起著刺激和催化的作用。有關創辦中國新式輪運業的討論又重新活躍起來，而圍繞福州船政局所引發的種種衝突，以及洋務運動所麵臨的經費短缺問題，成為了創辦輪船招商局的直接誘因。
宋晉手跡
1872年初，內閣學士宋晉奏請裁撤福州船政局，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航運業前途的大討論。福州船政局是洋務派在19世紀60年代創辦的規模較大的造船企業。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以“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興”為由，向清廷請求創辦福州船政局。盡管左宗棠聲稱，創辦船政局是為了解決漕糧海運沙船不足的問題，但事實上直到輪船招商局成立之前，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沒有參加運漕活動，他不過是借漕糧海運之名，為創辦船政局爭取支持。船廠興建之後，自身耗費較大，船成之後還要負擔保養訓練費以及船上官兵的薪餉。再加上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船政局開支過大，僅靠政府撥給的經費已經入不敷出。
為減輕經濟壓力，總理衙門和有關的督撫大臣加緊磋商該如何解決財政困難。頑固派官僚宋晉乘機發難，猛烈抨擊船政局的糜費，請求將其裁撤。他的奏請激起了軒然大波。由於船政局的創辦人和主持者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是當時所謂的“中興名臣”，裁撤船廠又事關洋務運動的成敗和中國輪運業的興廢。清廷認為此事不可草率決定，要求相關大員進行複議。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這些洋務派大臣之間雖然存在不少芥蒂，但是在這個與洋務運動命運攸關的問題上，他們聯袂而起，態度出奇地一致，都堅決反對停辦船廠。
沈葆楨像
左宗棠是船廠的創辦人，對此事自然是格外地關心。當時他雖然已經調任陝甘總督，但仍在1872年5月上奏朝廷，強調船廠製造輪船已初見成效，決不能停辦。船政大臣沈葆楨也認為製造輪船是千古之事業。曾國藩的態度與60年代相比大相徑庭，他在函複總理衙門時，明確表示“船局不宜停止”。他還向總理衙門提出了許多變通的建議，比如主張輪船除租賃外，還可配運漕糧。他預備趁此機會重新倡導和主持創辦中國新式輪運業。誰知沒過一個月，曾國藩突然病逝，籌辦新式輪運業的重任就落到了李鴻章的身上。李鴻章是主張保存輪船事業的中堅。在這場辯論中，他的爭論最為激烈，籌劃最為縝密。他宣稱，如果停辦船廠，則前功盡棄，所用資金也白白花費，更讓外國人看笑話。他表示，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隻能是為漕糧備運或租賃給商人。李鴻章借大討論之機，賣力地為輪運事業搖旗呐喊。由於左、沈、李諸人都反對裁汰船政局，總理衙門奏請清廷：船政不應該中止，應由李鴻章、沈葆楨等人妥善籌劃辦理。由宋晉挑起的這場辯論這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