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謝因菲爾德
科學史學科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喜歡將淺顯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嚴肅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區分開來。他認為，世界主義並沒有區分不同的國家和文化，也盡量避免做困難的價值判斷，同時將人們和那些與他們的生活沒有曆史淵源的地區聯係了起來。國際主義是更為困難的。國際主義開始於其追隨者強烈的民族主義，並得益於各種民族主義代表的不斷聚集，同時需要仔細考慮不同文化之間的利弊，找出實體文化和曆史根源的聯係，並在這些聯係的基礎上創造出1加1大於2的成果。在1919年戰時沉寂後，薩頓再次推薦科學史的雜誌——《愛西斯》（Isis），他寫道：
《愛西斯》提到的國際主義不是憑空捏造的，也不是附加的功能，反而是一種自然現象。它是我們研究本質的結果而不是目標。科學的發展不是任何一個單獨國家或種族的成果，而是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們持續合作的結果。為了避免任何誤解，我們需要強調《愛西斯》中提到的國際主義與輕視種族和國家特性的幼稚的世界主義精神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康德很久以前說過，隻有當國家健全和強大的時候國際關係才能蓬勃發展。國際主義精神和民族主義精神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相反，世界主義精神對於國家理想和國際理想當中的精髓是毀滅性的。[1]
根據薩頓的定義，科學博物館一直是高度國際化的，而不是世界性的機構。它們既是國家在科學和工業方麵成就的倡導者，同時也是同類型國際兄弟會機構的成員。它們是國家進步的代表，同時也有意識地參與“科學博物館運動”。英國的科學博物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科學博物館關於將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的跡象可以向前追溯到1851年的萬國工業博覽會。萬國工業博覽會是這兩者結合的先河。萬國工業博覽會是艾伯特親王的心血結晶。其最初的設計目的是全麵展示英國的工業和技術實力，同時也是國際交流的場所。艾伯特親王在1849年6月30日於白金漢宮舉行的第一次展覽規劃會議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