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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悲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希臘，那是一個悲劇藝術的黃金時期，《俄狄浦斯王》、《美狄亞》……誕生了不少家喻戶曉的名作。悲劇體現出的是歐洲文明中對於人性的終極關懷，在這裏，引發戲劇張力的原因和一切矛盾的焦點最後常常落到“個體”之上。當然，作為戲劇的邏輯架構來說，這樣恰好是最為方便、效果最好的，這種形式的悲劇結構極為緊湊，能夠蓄積逐漸增長的張力，並給予摧毀性的釋放。同其他形式不同的是，悲劇更能將人性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巨大的悲痛、挫折、災難麵前，人，要麽全力拚搏，體現出超乎尋常的意誌；要麽舍生取義，或者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一切情感、欲望、信念，都遭受生與死的考驗，一切虛偽、孱弱、不潔、背叛……都在悲劇麵前滌**，灰飛煙滅，直至升華。古希臘的悲劇作品也較多地為後世作曲家所采用，但通常很難有音樂作品達到原作的戲劇深度。
在巴洛克時期，新教的“受難曲”形式似乎比天主教的安魂曲帶有更強烈的悲劇氣質，特別是在巴赫手中。雖然巴赫的語匯多半是一種結構性極強的描繪性語匯，但在當時，《馬太受難曲》還是因為其過於強烈的“戲劇化”而飽受批評。雖然《馬太受難曲》事實上可謂後無來者，但巴赫並非後繼無人，霍米留斯的《約翰受難曲》將痛悼和冥想內化為深沉的吟唱。
在這一領域，莎士比亞的作品同樣當仁不讓，《羅密歐與朱麗葉》、《麥克白》、《李爾王》等佳作也被後世作曲家無數次地用作歌劇腳本。諸如《奧賽羅》與《科裏奧蘭》（貝多芬配樂時另取同時代人科林的版本作為腳本）之類的作品可謂是個人悲劇在音樂中的最為有力的再現。
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的不僅僅是死亡，還有恐懼、瘟疫，對文明和人類存在的無情的毀滅，以及對於人性的扼殺。《華沙幸存者》及《廣島罹難者的挽歌》是一類音樂的代表，它們突出表現出戰爭和毀滅性武器帶給人心理上的恐懼、絕望和生理上的痛苦，試圖以此痛訴侵略和屠殺。大概擔心被人批評“太過政治化”（真的嗎？），相當數量的掌握最前衛作曲技法和音樂語匯的優秀的當代作曲家們，在麵對諸如南京大屠殺之類的反人類罪行的時候，往往可疑地保持著緘默……且不說良知問題，曆史上的受害者，難道不是他們的血肉同胞嗎？這當然反襯出對這類問題非常關注的作曲家的道德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