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諾死後，安冬妮四顧蕭然，淚流滿麵，哭喊道：“漢諾，小漢諾，湯姆，父親和所有別的人！他們都到哪兒去了？我再也看不見他們了，哎，這是多麽殘酷無情啊！”（612）這個“再也看不見他們了”的感傷，這個“多麽殘酷無情啊”的悵然，在小說的敘事中與其說是表達了一個家族的命運，還不如說是表達了一個時代文化的結束。作者通過對一個市民中產家族沒落的描寫，宣告了更為廣泛的沒落和終結，宣告了一個遠遠超出家族範圍的文化和社會轉折。托馬斯·曼在《一個不問政治者看法》談到《布》的創作時寫道：
我們在時代的困境中研究窘迫的自我的最遙遠的精神源頭，研究其合法根基和最古老的精神傳統，我們尋求辯解……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為何存在，我以何種方式存在，我為何不能、為何不希望把自己變成別的樣子？……我是城裏人，是中產市民，是德意誌市民文化熏陶的子孫……我的祖先不是德國為了顯示其城市聯邦特征而派遣到全世界乃至遠東地區那種紐倫堡工匠嗎？我的祖輩在梅克倫堡地區做過市議員，後來遷居呂貝克。他們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商人。通過撰寫家族史，撰寫一部演變成為自然主義小說的城市編年史，一部富有德國特色的，可以跟早期市民知識分子的著作相提並論的書，我才證明自己遠非自己想象地那麽不肖。[6]
作者強烈地表達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市民之意識和感情，作者要回歸的是先祖們神聖的市民精神，這份深情也是主人公安冬妮·布登勃洛克堅守其市民精神的思想基礎。在作品中敘述了在德國社會發展中，作為中流砥柱的市民階層的沉浮興衰。小說裏第一代的老約翰·布登勃洛克一生銳意進取，理性務實，表現了托馬斯·曼所說的“市民性”，亦即體現了社會曆史學上的“市民”階層在其崛起階段所展現出的崇尚奮鬥、積極、富有責任感的品格，是布登勃洛克家族市民精神的典型代表。而他的大兒子約翰·布登勃洛克治家建業的觀念出現了僵化，守成守舊；小兒子高特霍爾德·布登勃洛克更是不思開拓，隻知道向家族索要錢款，其市民性精神在兒子們身上已開始衰變。第三代的布登勃洛克們則養尊處優，心裏追求的是安適悠閑的生活，其“市民性”人格更是在明顯表現出精神上的不強健，意誌上的不堅韌。到了第四代的漢諾·布登勃洛克，其性格特征幾乎就是“頹廢”的代言人，先輩們拚搏時的那種堅忍頑強的精神毅力，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誌在他身上全都消失不見。布家四代人在市民精神上的沒落不禁讓人聯想到尼采對傳統“市民”精神在傳承過程中漸行漸遠的“頹廢”心理分析。尼采認為，市民精神從理性到虔誠主義，到多愁善感的敏感，到意誌薄弱的沒落，其根本原因是原本的精神文化沒有薪火相傳，從上一代人的敢闖敢幹的人生精神，衰變為下一代的宗教情緒，追求安逸，沉溺藝術世界。這一衰頹的過程不正是布家幾代人故事嗎？托馬斯·曼在1950年為美國芝加哥大學做報告的演講稿《我的時代》就坦承尼采這個“頹廢”說是小說《布》的一個構成要素。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布家一代比一代人變得脆弱、懦弱、膽怯、夢幻、頹喪，就像《紅樓夢》中冷子興演說的賈府：“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鍾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歌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因此，最後在家人去世，家族敗落後，安冬妮追問著他們都到哪裏去了？托馬斯·曼自己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麵對家族的頹唐他們都到哪裏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