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希臘人，乃是名副其實的阿波羅之驕子……其最後所推重者，並非迷情狂喜，而是法度與清明——他們特別強調，要保護心靈的節操。將希臘人用來讚美德性的詞語“Sοφροσυνη”從字麵上翻譯成英語，也許就是中正平和，法度清明。我們還必須牢記，同希臘生活的阿波羅精神比肩而立者，還有迷情狂喜的狄奧尼索斯精神。但是，歐裏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侶》之中神思飛揚，支持狄奧尼索斯的狂情，可是在表麵上看來卻好像是傳揚中和節製。因而，我們可以斷定，他失寵於最美的希臘精神，而對旋風之神頂禮膜拜，同這些偶像崇拜者顯示出親緣關係。
——白璧德：《盧梭與浪漫主義》
在更加接近美國的美國語境下，為了祈求一個典範，這個文化同心圓也同樣塑造了白璧德的高等教育話語。美國文學教授歐文·白璧德，在20世紀初葉試圖將阿諾德從陳年皇曆之中所複活的信息移植到哈佛校園。是時，哈佛由信奉“盧梭主義”的查爾斯·W.愛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長主持政務，通過推行“選修體製”而聽任哈佛校園百花凋殘，一派荒蕪，生機盡失。像寫作《文化與無政府狀態》的阿諾德一樣，白璧德也撰寫《文學與美國的大學：辯護人文學科論集》（1908），認為當時的文化衰敗類似於從前“黃金時代”的沒落，尤其是古典希臘和文藝複興時代向無政府蔓延的時代墮落。白璧德認為，當代情境之所以如此淒楚，乃是因為廢黜了一個先驗的恒定中心，背離了一種“理想”以及偏離一種有機整體與和諧昭靈的靜態境界，而走向沒落頹廢的“動態”（kinesis）。比如說，希臘“由於理智懷疑論的興起而喪失了其傳統的標準，卻又不能建立新的標準來統一生活，對個體實施規訓，因而淪落到心靈的危境，以及過分動**的地步”。[20]同樣，現代“位於博放時代之末”，其特征乃是理智與政治上劍走偏鋒，其過分的偏失則可能釋放一種物質主義和情感的野蠻主義，嚴重地威脅到國家（城邦）的和諧循環。在弗蘭西斯·培根的“科學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以及盧梭的“感傷自然主義”所形成的強大驅力之下，反古典主義的“離心”激發了“現代世界對一切權威的最強大的反叛”，現時代就偏離常軌，舍正道而不由。[21]論及文藝複興之後，白璧德以一種令人追想但力求超越阿諾德之“軟性權威”的修辭語氣表示，“有一場號稱原創的叛亂，藝術打著這種原創性的招牌越來越偏離中心，越來越怪異。由於失落了標準……我們就在同係之內大量繁殖個體和民族的怪物，偏離普遍人文而越浪越遠”（LAC，219～220頁，以及230頁，黑體字為作者表示強調）。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這種離心力與怪異性（eccentricity），不僅是指個性卓異的行為。在白璧德看來，這個關鍵詞的意義回**在空間幾何圖形之中，這種幾何圖形一如既往地決定了這個概念的詞源意義。當他使用這個詞語的時候，他就將一種行為視覺化了：這種行為發生在一個圓的圓周之外，發生在一個封閉圓圈的邊界之外。這個形象隱含在《文學與美國的大學》的字裏行間，但其最明確的表述，乃是在《盧梭與浪漫主義》（1909）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