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這樣描述我們所處身其中的時代：
人自身對於創造一種“屬於人類自身的生活”已經沒有了信心。他們寧願把自己托付給無聊、沉淪與墮落：無論是社會主義者、激進分子，還是左派，如今都不再，也沒有能力夢想一個迥異於現在，而且遠較現在優越、完美、自由、幸福的未來。
說的更加嚴重些，整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都已經喪失了想象未來的能力。不，這樣說還不夠準確！毋寧說，人類已經喪失了想像力本身！沒有想像力，自然也就沒有洞察力，這兩者的喪失，恰好證明了人類自身的迷惘、困惑與沉淪。畏畏縮縮的人類，搔首弄姿地向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實利主義諂媚，同它們調情，像個****的婦人周旋於功利與物質的**。[22]
盡管作者使用了詩性的語言誇張地描繪了想象力的喪失這個話題，卻也很精準地將當下人們的精神和生活的基本症候暴露了出來：因為被瑣碎而強大的功利和物質的欲望圍困，人們喪失想象未來的能力。
事實上，資本主義，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結構性的功能就是令人們喪失想象另一種生活的能力。在資本統治的時代，人們不是通過滿足他人的欲望而獲利，而是通過控製資本流通的方式，來控製人們的欲望。壟斷讓人們隻能接受高出成本許多倍的價格來購買必需品；標準化生產讓人們喪失想象另一種生活需要的能力。
就當前中國而言，這種資本機製的困境和社會主義想象未來能力的消失，共同造就了一個“失範”（Anomie）的時代。
在這裏，所謂“失範”，首先是塗爾幹意義上規範和傳統被破壞，而新的規範和傳統尚未建立起來的那種混亂和失衡的狀況。“在社會生活的某一特定領域，如果沒有明確的標準指導人們的行為，失範就會出現”。[23]一方麵，資本主義的社會敘事在日常生活層麵上講述其規範的合理性，而社會主義的社會敘事在上層建築領域中構造其規範的合法性。合理與合法的內在矛盾。不僅僅構造了《秋菊打官司》（1992）中現代社會轉型的痛苦，也構造了當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雙重危機。[24]在這裏，失範指的是規範在位而無所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