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出生於柏林的一個猶太家庭，從小接受過嚴謹的普魯士傳統教育，分別獲得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格萊福斯瓦爾大學拉丁文學博士。也許是戰爭中所體驗到的暴力與恐怖導致他放棄法學職業而轉向文學生涯，從製度龐大而冷漠無情的法律機構抽身而退，投身到年代久遠而飄忽無定的古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土耳其，供職於伊斯坦布爾大學，在圖書資訊極為匱乏和生存朝不保夕的流亡困境下，奧爾巴赫完成了巨著《摹仿論：西方文學中所再現的現實》（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同施皮策等古典學家一起，流亡在歐洲之外，流連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之間，奧爾巴赫獲得了超越地域而整體把握歐洲文學傳統的製高地位。“遠觀其勢”，這批流亡的古典學家通過“遠距閱讀”而波瀾不驚地發動了“全球翻譯”（global translation）的攻勢，甚至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文學”。[17]
“流亡”境遇對於古典學家的事業意味深長。流亡將他們拋到了歐洲整體文化的網絡之外，而對於本己自體的理智、族裔和國族環境隻能遠觀和追憶。長歌以當哭，遠望以思歸。然而，這批古典學家是幸運的：從地域上說，土耳其既在歐洲之內又在歐洲之外，流亡在此的人既是演員又是看客；從文化衝突和融合的曆史來看，伊斯坦布爾是一個象征，代表著恐怖的奧斯曼帝國、經書寶劍並用的伊斯蘭教、基督教的苦難之根以及東方的叛逆之道。因而，在這裏研究古典學問，本身就是施皮策所心儀的“用人類心智來研究人類心智”。奧爾巴赫對維柯的研究表明，古典學乃是研究人類，故而必須超越國族界限。語文學的家園就是大地，而不複是民族了。而他一心牽掛者，仍然是歐洲文化，所以他的古典學在情調上乃是懷舊的。奧爾巴赫想起了11世紀聖徒維克多·雨果的名言，借此表達離鄉背井的積極價值，以明古典學的人類責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