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雖然是以道家無為而治的方針治國，但儒學卻一直在發展之中。漢武帝時期，儒學成為治國思想，國家官吏的選拔基本也以儒學為標準，這些都使得儒學逐漸普及全國，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東漢時期，在朝廷的大力倡導和民間的推動之下，儒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東漢建立之初，君臣中許多都有儒學背景。漢光武帝劉秀本人在王莽時期就到長安學習過《尚書》，但不過粗通其義。鄧禹13歲就能誦讀《詩經》，馮異通曉《左氏春秋》，馬援也曾學過《詩經》（齊詩），賈複學《尚書》，朱祐喜好儒學。這些人都位列“雲台二十八將”。因此，在東漢朝廷的上層，儒學是能得到普遍認可的，提倡儒學也必然會得到他們的支持。
劉秀本人更是崇信儒學。自西漢晚年以來，讖緯之說逐漸融入儒學之中，成為兩漢儒學的一大特征。讖是對將來吉凶禍福的一種預測，緯則是對儒家經書的五行化的神秘解釋。王莽建立新室，也曾多次利用讖緯。公元25年，當劉秀據有河北，已經成為實際上的一方諸侯之時，部將曾多次勸他稱帝，他都沒有同意。到5月，他有個名叫強華的同學從關中趕過來，向他進獻了一道《赤伏符》，上麵寫著：“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這是說劉秀應該稱帝，以繼承漢朝的火德。劉秀接到這道符命，當即在鄗城南邊設壇準備登基。6月，劉秀詔告天下，自己因為得到了符命，上承天命，所以登基為帝。公元29年，劉秀巡幸魯地，命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以表示朝廷對儒學的提倡。公元41年，劉秀解釋自己治理天下的方針，是用“柔道”，也就是以區別於法家思想的儒學來治國。公元43年，劉秀宣布改立劉莊為皇太子，所下的詔令便是援引《春秋》。公元55年，崇信讖緯的劉秀向天下頒布圖讖，實際上也是在變相地推廣儒學。